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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民主学会这帮知识分子是有头脑的，马上就宣布，“光辉道路”不行了。因为在理论战场上他们已经失败了，所以他们现在狗急跳墙，居然要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下手了。
这场爆炸案是在7月发生的，8月，藤森就把“光辉道路”总部给来了一个包抄。怎么回事呢？藤森政府上台之后，成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部队，专门针对“光辉道路”的头领，就是古茨曼那伙人，秘密地进行调查。
他们觉得古茨曼这帮人应该不在秘鲁农村，而是藏在首都利马的某处，而且据一些情报显示，他们就藏在利马的富人区。所以，秘密警察们就天天在富人区扒垃圾筒，寻找蛛丝马迹。后来，在一些伏特加酒瓶子和一些香烟的烟嘴上面找到一些线索，马上就包围此地，当场就把他们按住了。
也真是天要绝“光辉道路”，当天他们正在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8个头儿到场了7个，全部让警察带走了。那个又瘦又帅又有思想的古茨曼从此沦为阶下囚。据说，他现在还活着，虽然他死不悔改，但是“光辉道路”经此一劫，永远丧失了战斗力。
三个主人公，命运各不同
我们把20世纪秘鲁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历史，简单给大家做了一个交代，现在大戏落幕了，其中的三个主人公命运各不相同。古茨曼先生就是再帅，这辈子也得把牢底坐穿了，因为他所代表的那一整套暴力思想，以及“光辉道路”这样的恐怖组织是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这样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
藤森后来的故事也简单讲一下。他执政了10年，2000年的时候，不知道他哪根筋动了，突然借在文莱召开apec领导人会议的机会，飞回了日本，因为他有双重国籍。2002年，秘鲁以挪用公款的罪名，对流亡日本的前总统藤森发出了国际逮捕令。2005年之前，他就一直在日本政治避难。
但是，藤森又不甘当一个普通人，这就是政治家的一个特点。2005年，他又跑回南美洲，号称要参加那一年的秘鲁总统大选。他第一站没敢到秘鲁，跑到了秘鲁的敌国——智利的圣地亚哥登陆。
智利政府听说来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他下了飞机就被抓了起来。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外交折冲，把藤森引渡给了秘鲁政府。于是，他也成了阶下囚。现在他也活着。
第14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8）（）
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对他的评价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人会觉得他就是个独裁者，这也是事实。也有人会觉得，他毕竟带领这个国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是由他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础。所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确实，20世纪的历史有这么一道独特的风景——“二战”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完成经济崛起，往往背后都有一个强人的影子。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比如东亚的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新加坡，南美洲的智利、秘鲁，都是这种情况。
这种强人的是非功过在历史上怎么评价，我们得等着看。藤森稍可自慰的是，他的女儿藤森庆子现在仍然活跃在秘鲁的政坛上，接过父亲的钢枪，仍然在战斗。
这个故事真正的主人公德索托的下场又怎么样呢？
他后来当上了秘鲁国家中央银行的行长，现在仍然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家。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他不是跟藤森是一伙的吗？后来，藤森的政敌在清算这个政府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挤对德索托呢？还真没有。
1990年藤森上台的时候，其实邀请过德索托，让他直接来当总理，可是德索托不干。这是明智之举，我就是一个学者，我当好你的改革办的参谋长就可以了。
藤森其实也挺难受的，因为当时有一个调查，秘鲁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一共有四个：第一是总统府，第二是军队，第三是教会，第四就是德索托领导的自由与民主学会。
他的政敌经常骂他：“你根本就不是总统，你就是个傀儡，所有改革其实都是德索托干的！”所以，藤森私下也经常说德索托的坏话，这也是人之常情，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德索托特别聪明，该退的时候他就退了。1992年的时候，藤森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仅此一例，就是自我政变。
藤森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文人的民选总统，但是几年之后，他居然有本事串通军队搞了一次政变：把议会给解散了，把宪法也修改了，把很多保护自由权利的法律给废除了，甚至把很多议员都给赶走了，把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撤换了；他自己集立法、行政、执法大权于一身，变成了一个独裁者。德索托一看风头不对，就辞职不干了。
1996年，自由与民主学会的学者全体急流勇退，从政府序列当中撤了出来，还原回一个学术机构的本色。这才是最难的事情。要去当官的时候，兄弟们自然愿意跟着上，可要撤的时候，大家愿不愿意跟着撤呢？要知道，这可是1996年，藤森的地位如日中天，距离他倒台还有4年时间。难道德索托能够未卜先知吗？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故事里面的范蠡，知道可以助勾践大王成大业，但是此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所以飘然远隐去做生意了，当了陶朱公。德索托是不是也有这个本事？
其实不一定，一个学者只要他初心不改，就不见得愿意跟政治掺和那么深，一看这个国家在制度上已经上了轨道，他还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就回去搞他的学术研究了。后来，秘鲁的政治动荡对这帮学者没有什么影响。
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我并不是想说德索托有多少政治智慧，而是想通过他的故事来问一个问题：怎么做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中国的经济学家太多了，满坑满谷都是，忙着参加各种各样的论坛、会议，发表学术著作，动不动就说：“我觉得央行这个利息该调了。”老百姓听起来总觉得莫衷一是，似是而非。他们之间还吵架，我们该听谁的呢？在这里，我给大家几点建议。
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说法，一个知识分子好不好有三个标准：立德、立言、立功。
先说立德。很多经济学家都自我标榜说，自己是替穷人说话的，所以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经济学家，血液里全部流着道德的血，富人们的钱都应该归穷人。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在这方面，我更加信服茅于轼老先生说的那句话：“我替富人说话，但是替穷人办事。”
经济学家的道德不是贫富之争，因为你是一个学者，而一个学者的道德主要看他治学的方式。20世纪的经济学界有一个思潮，就是批判“黑板上的经济学”。什么叫“黑板上的经济学”？就是一脑子的公式，天天只会在纸上、黑板上做数理推演，对真实生活中的经济交易既没有能力去调查，也毫无兴趣，这就叫“黑板上的经济学”。
而德索托可不是这样的人，他明明看到秘鲁政府的效率低下，但是他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定性的判断，偏要搞定量的调查。所以，他派了两组学生搞对照组，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秘鲁，最后拿出真实的数据作为结论来说服公众。这就叫“用脚做学问”，是搞田野考察这一派的。
后来还有一件事，他当秘鲁中央银行行长之后，有一次到印尼的巴厘岛去度假。当地政府一看来了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就用专机把他送到雅加达，给印尼的内阁成员做了一场演讲。德索托讲的还是那一套，你们国家要想富，一定要保护穷人的产权，等等。印尼的内阁成员就有人说：“穷人的产权不是不想保护，只是太复杂了，搞不清楚。”德索托说：“谁说搞不清楚？我刚刚从巴厘岛来，我闲来无事，到农村的农田里去散步。我作为一个外人，我当然搞不清楚哪片田是哪家的，但是谁知道？狗都知道，我从这家的田走到那家田的时候，这家的狗就不叫了，换那家的狗开始叫。狗都知道的事情，分清楚有那么难吗？”这种经济学家就经常从现实生活中，再反过来思考那些经济学高大上的问题。
“经济解释”这套书的作者张五常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学经济学面对过一个问题。这问题本身很复杂，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养蜜蜂的和一个种果树的，他们之间应该谁给谁钱？因为蜜蜂养多了，对于果树的授粉、开花、结果肯定有好处。而果树养多了，对蜜蜂采蜜也有好处，他们之间应该谁给谁钱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张五常先生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居然就一脑门子扎到了华盛顿州那些养果树和养蜜蜂的人群中，后来成了半个养蜂专家和果树专家。
再比如，他后来为了搞清楚一个经济学问题，居然亲自去卖橘子。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就叫卖橘者言。他后来还在中国大陆，跑到玉石市场、菜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张五常的书不是那种“黑板上的经济学”。“经济解释”这套书中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全部是来自对现实生活中经济交易的思考，而这些思考非常鲜活。这就是有道德的经济学家。
再来说说立功。“活着就为改变世界”，这句话人人都听说过，也确实是人之常情，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经济学家立功有两套做法。第一套做法，我们经常看得到，就是登台演讲，念兹在兹的都是那些政府工作的技术细节。比如，“我觉得利息该调了”“存款准备金率现在不大对”“人民币是不是该贬一贬了”。
也不能说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思维仅仅局限在这些上面，你还是经济学家吗？你就是一个编外的政府官员。说白了，你的全部心思就在于要当一个政府的师爷，是幕僚。讲得好听一点，你是国师，但您介入政治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