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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发明者是17世纪的一个医生——钱伯伦。但是，整个家族严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作为他们家的独门绝技。当时的很多富家大户发现，钱伯伦医生接生的成功率很高，都花重金去请他。他来的时候往往是乘一辆马车，下车的时候抬下几个雕花的大箱子，里面装的就是他们家制作的产钳。抬到产房之后，让产妇的家人都出去，不能偷看他的独门绝技，甚至产妇也要用一条床单盖上，然后他蹲在底下操作。
产钳的秘密，钱伯伦家族保存了好多代，直到18世纪才被泄露出来，19世纪才被大规模地推广运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产钳救了无数妇女的命。今天，很多大医院的产房里那些光怪陆离的机器、瓶瓶罐罐的药水，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于产妇的生命安全来讲，意义都不如一把产钳来得重要。
产钳有什么高科技含量呢？不过是一把大号的蛋糕夹子，它对一个产科医生的意义，跟一把称手的工具对于一个木匠的意义没有什么区别。
疾病也是副产品
借洗手和产钳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有用的、真实的创新和进步，和高科技也许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讨论往前推一步，我们对于医生的认识往往是有误解的。我们过去总是把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放在一起讨论，觉得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玩的我们都不懂。但是，医生和他们都不一样。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那是确定的，虽然我们眼下搞不清楚，但是可以一点一点往前拱。而医生面对的对象是人以及人身上的病，这两个对象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普通人对疾病总有一些误解，觉得疾病是人和环境互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产物。比如前面讲到的难产，难产是怎么来的？其他动物怎么没有难产，只有人类有？因为我们要直立行走。为什么要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的智力发达，所以头部就变得越来越大。而人类的头部变得越来越大之后，产道已经通不过了，怎么办？我们只能在婴儿的头部还没有长成之前，以一个胚胎的方式把人类生出来。
小牛、小马生下来几个小时就可以乱跑乱蹦、吃草，可是人类的婴儿就不行，一岁之前基本上走路都成问题，6岁之前基本上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演化出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大脑，人类的身体特征、疾病特征、文化特征，跟其他物种就截然不同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反应链条。如果你对这个反应链条感兴趣的话，强烈推荐郑也夫老师的新作文明是副产品。
这本书讲了一个道理：人类刚开始奔着某个目的发明了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漫长的演化，这个东西达成的效果真是连“亲妈”都不认识了。我们刚开始没奔着这个目的，但是它居然就出现了，所以文明是副产品。我们借着这本书的书名也可以说，疾病也是副产品。
如果你懂得一点进化论，知道什么是自然选择的话，就会知道这背后有多残忍。如果我们当年的老祖母，就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那个无数代之前的先祖身体健康的话，就要把胎儿养到足月，那她就会被难产折磨而死，她的基因是传不下来的。
基因传下来的老祖母，当年正好有病。什么病？早产。她把胎儿还没有养到那么大的时候就生下来了。恰恰是有病的老祖母成为我们的老祖母，她的基因传下来了。难产是病还是早产是病？这事儿还真说不清楚。
我想用这个事来佐证：疾病并不是一个客观实在，它是人类和环境复杂互动的一个产物。一个高明的医生眼里绝不仅仅只有疾病这一个敌人，他的眼里还有另外一个对手，那就是由病人、环境、医院、医生共同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互动系统。
对系统进行优化也是一种创新
你以为针对疾病本身才叫治病？不是，针对这个系统进行优化，也是一种治疗方法，而且没准儿效果会更好。
20世纪50年代，纽约的医生发现，为什么经过100年的折腾，产科病房里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一点都没有下降呢？1850年死多少，1950年还是死多少，这100年医学不是白进步了吗？这是医学的耻辱，但是眼下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由隔壁麻醉科的一个医生解决的，而且还是一个女医生，叫阿普加。阿普加医生1933年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但是入错行了，她学的是外科。按照当时人的观念，一个女医生干外科是没有前途的，后来她就被劝说改行干了麻醉科医生。她是美国第二个拿到麻醉科执照的女医生。但是，她就不服这口气，毕竟她的老本行是外科。
阿普加医生的医德非常好。她在当实习外科医生的时候，有一次帮助别的医生做手术。后来，那个病人死了，她就一直怀疑，是不是因为在手术过程中自己夹住了那个病人非常重要的一根血管导致的。一想到这里，她就马上抽出手术刀冲进了停尸房搞解剖。后来发现，果然如自己的猜想那样。于是，她就把这件事情及时汇报给了医院，承认自己错了。这种人眼里只有真相，没有荣辱。她不仅需要医德，还需要勇气。
阿普加医生虽然一辈子都没当上外科医生，但是她不管走到哪儿，身上总是带着两样东西，第一是手术刀，第二就是用于急救的插管。她心里想，万一遇上哪个路人倒地需要急救，我冲上去，还能当一把临时外科医生。后来，她在路上果然救活了十几个人，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
阿普加医生老觉得产科病房有点不对头，很多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医生一看新生儿的脸色不对头，好像也没有呼吸了，心跳也不对，就觉得这孩子根本救不活，给当死婴处理了。
可她觉得有的时候应该还能救回来，虽然她不是人家科室的，但是她发明了一个东西，叫阿普加评分表。
这个东西简单到什么程度？它就讲了五个指标，大概就是心跳、呼吸、肤色、肢体能不能动、会不会啼哭。大概就是五个指标，每个指标如果情况非常良好就是2分，加起来一共10分。
所有的新生儿生下来的时候都进行一次评分，如果低于4分，说明这个孩子不太健康；如果是10分，那就是非常健康。5分钟之后，再进行一次评估。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阿普加评分表，居然就把美国新生儿的病死率给彻底降下来了。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怎么可能呢？这当然可能。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原来让你去跑步，让你去走路，是不是很困难？累。但是，现在很多人用了微信运动之后，大家就有那个精气神去跑步，为什么？因为你在跟朋友圈的人比这个步数，很多人专门就为这事还把手机绑到狗身上，让狗帮他跑，就为那个步数。
有了阿普加评分表之后，医生们就相当于安装了一个“微信运动”，因为自己病房出生的婴儿能不能救得活，现在有一个客观的数据指标来衡量了。整个纽约，甚至全世界新生儿的状况都有一个数据指标来衡量了。每个医生都会想办法救活那些新生儿，原来不会救的现在也救了。
阿普加评分表诞生之后，在短短几年内，有几百项针对新生儿的医疗改进开始实施，新生儿的死亡率从此就降下来了。这个简简单单的评分表一直用到今天，在新生儿死亡率下降这件事情上功不可没，甚至是功劳最大的一项创新。所以，针对系统的优化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再讲一个医生的精进里面提到的故事。对于战场上的军医来讲，把伤员的死亡率降下来是他们的核心使命。但是，这件事情好难，只有医疗技术有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这个数字才能大比例下降。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伤员的死亡率约为40％。到“二战”的时候，降到了30％，因为外科手术技术升级，再加上开始使用青霉素。到朝鲜战争的时候，这个数字下降到了25％了，因为青霉素被广泛使用了。
自此之后，这个数字就降不下来了，因为医疗技术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说白了，一个美国大兵如果在战场上受了伤，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得死在那儿。
但是到2005年的时候，就是美国人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这个数字居然神奇地下降了，而且是在医疗技术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原因——系统被优化了。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美国人搞出来一种叫进展性创伤的生命维持系统。听着这个名字很高大上，说白了就是把伤员的救治变成了一个流水线作业。
所有医生在进入医学院的时候，老师一般都告诉他两条：第一，你要治一个病人，就得彻底对他负责，把他治好；第二，永远不要相信其他的医生。确实，很多医生都有这样的强迫症，这种强迫症也可以说是一种医德。
可是，如果把这种医德放到战场上，是要坏事的。一场战斗打下来，如果送来20个伤员，医生要发扬医德，逮住第一个拼命治，花掉了五六个小时，这个人彻底治好了，剩下的19个人却全部变成了尸体。
把伤员送上流水线作业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前线的医院只做最基本的处理，就是确保伤员活着就可以了。然后，医生写明，我已经处理到哪一步了，伤口也不用缝合，甚至病人还处在深度麻醉的状态，就转往下一级医院，由下面的医院接着做下面的事情——就是把伤员当作流水线上的一块肉送来送去。这有点不符合医生的工作习惯，但是很有效，把战场上的伤员死亡率降下来了。
第二个原因，美国人在2005年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