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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考察过英格兰社会的人有很多，比如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他那时候还很年轻，1844年在伦敦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写了一本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在伦敦看到的的确都是贫民窟，是工人阶级在啼饥号寒。到了1892年，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是名作，正要出版第二版，恩格斯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老老实实承认，当年描述的情况现在在英国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恩格斯接着又讲了“但是”，但那都是后话了。在工业革命阶段，当时人们感受到的那种痛苦、那种不堪，后来才发现全是谎言，全是错误。
其实当时很多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人，是根本没有到工业区待过的文人，包括有些贵族老爷到工业区一看，那么脏乱差，居然把衣服晒在户外！在当时的工人住宅区里，这儿拉一根绳，那儿拉一根绳，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一样，万国旗飘扬，到处都在晒内裤、晒胸罩、晒被单。
贵族老爷自然看不惯，但这恰恰是工业革命爆发之后英国人生活水平改善的一个标志，他们开始换洗衣服了。那个时候法国人一般不在外面晒衣服，一辈子就一件老棉袄，而且还是传代的，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褥子，当然不用洗。虽然看起来很干净、很原生态，可那恰恰是落后和贫困的标志。
18世纪早期，英格兰人只能吃黑麦、燕麦做的面包，但是到了工业革命快结束的1850年前后，小麦做的面包，以及原来非常奢侈的肉、蔬菜、水果这些东西，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所以隔了100多年我们往回看，那段时期是最没有争议的人类经济和普遍状况蒸蒸日上的时段，尽管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都把它描述得一团漆黑。
我小时候真被吓得不轻。1968年，有几个意大利人和一个苏联学者在一幢小别墅里搞了一个小聚会，把全世界很多著名的科学家都给请去了，探讨人类未来会怎么样。一探讨，就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1972年，他们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报告，署名是罗马俱乐部，那篇报告叫增长的极限，内容是说，整个地球的资源快用完了，石油最多够用30年，人类没几天好日子过了，等等。
所以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讲要环保，要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好传统，资本主义再这么糟蹋，世界人民的好日子不多了。可是实际上呢？40多年已经过去了，各种资源的探明储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加，增长的极限没有到来，人们没有听那帮学者高瞻远瞩、无比正确的建议，我们仍然在玩命地往前跑，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又过了几十年，到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一起签了一本特别厚的文件，叫21世纪议程，就是说人类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再不停止发展的步伐就不行了。总而言之，大祸临头了，咱们得想想未来怎么过日子。
不管这些言论有多么崇高的动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说错了，因为它们对现状的描述、对未来的预期都没有兑现，最后被证明正确的是我们这些傻呵呵的理性乐观派。
我们为什么倾向于接受坏消息
我在前面提到过，有些人向我们传扬坏消息是图名图利，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儿，而在于我们作为听众和读者，为什么愿意听这些坏消息？生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叫杏仁核，它负责“预警”，说白了就是过滤信息的。因为人接收到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哪些信息对我们的生存、安全和繁衍至关重要，由杏仁核负责筛选。它还掌管人类的很多原始情绪，比如恐惧、愤怒、仇恨。在莽莽榛榛的原始森林里面，我们的贤明们，我们的祖先，就是靠这个杏仁核来分辨，哪里有老虎的身影，什么是豺狼的嚎叫，什么人动了我的女人，什么时候粮食不够吃了，这对我们能否生存下去至关重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大脑渐渐进化出了另外一部分，叫前额叶皮质，就是大脑皮层前额这块。这就高级多了，因为它管理很多亲社会行为，比如友谊、爱情、情感、协作、善意的表达、语言这些东西，它旨在平衡杏仁核那种很原始、不理性的反应。
这样的坏处是，一个坏消息进来之后，因为杏仁核是先进化出来的，总有个先来后到，它就会做出恐惧、仇恨这些反应，当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再去做理性处理的时候，杏仁核已经反应完了。这就是我们人类倾向于接受坏消息的一个生理基础的原因。
第40章 理性乐观派（4）（）
这个知识是谁告诉我的？是一本书，叫富足。这本书跟我前面讲的很多观念是暗合的。生理学家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卡尼曼，就是思考，快与慢的作者，他发明了一个词叫“锚定效应”，什么意思？就是人的决策实际上是依据过往的信息和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我们没有能力依靠全部信息来做决策。所以那些过往的和局部的信息就主导了我们的决策，因而产生了认知偏差。
举个简单的例子，19世纪末整个伦敦人民最烦恼的事情就是街上到处都是马粪，因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当时的伦敦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了，马粪越堆越高，根本就没有办法清除掉，人们就觉得末日来临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汽车出现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他们只能根据过往的信息得出结论。
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计算机刚发明的时候，ibm的创始人沃森就说过一句话，人类只需要五台电脑就够了。当时还有一个计算机学者说，人类总不能每家每户有一台电脑吧，这成何体统？他们没想到，几十年之后就实现了，就是人人一台电脑，有些人甚至还不止一台。
为什么他们当年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虽然在当年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但当时他们看到的电脑是什么样子？好几吨重，大得能装满一间屋子，这样的电脑当然不可能一人一台了。他们所有的决策都是根据过往和受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这锚定效应和对人类的悲观预期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就在理性乐观派这本书里，我看到一则材料，2008年美国的一个环保激进分子写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替中国人算了一笔账，这笔账算完，美国人都傻眼了，说这样下去可不行，要遏制中国发展。
那笔账是这么算的，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人均用纸量和美国人一样，是什么结果呢？中国一年消耗的纸张是全球纸张产量的两倍。到了2030年，如果中国人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四个人有三辆车的话，那么全中国的稻田都应该铺上水泥变成停车场和高速公路才够用，因为那时候中国人要享有11亿辆汽车，而现在全世界汽车保有量不过才八点几亿辆。到2030年的时候，如果中国人有这么多车的话，一天要烧掉9500万桶石油，而现在全世界石油的日产量不过8500万桶，全都给中国人使还不够。就是这么一笔可怕的账。
这背后的道理，可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锚定效应？我们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对未来进行预期，这就会导致错觉。
其实资源使用是人类悲观论调最集中的一个领域，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预期，英国人就受尽了这玩意儿的折磨。17世纪的时候，工业革命还没开始，但是英国经济已经开始稳步增长，当时一家炼铁厂一年要烧掉400英亩的森林，这还得了？酿酒厂也要烧火，一年也要烧掉几千卡车的木材。当时英国人就犯愁了，据说1650年英国的木材价格比50年前烧柴火时期的价格涨了七倍，很多地方已经出现穷人烧不起柴火被冻死的情况。
很多贵族，包括国家掌权者就惶惶不可终日，这样下去可怎么办？英格兰这片土地上的森林很快就要被我们耗掉了，所以很忧虑。几百年以后，我们这些人就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了，很简单，把自己的床挪开，底下就是煤，烧煤。烧煤烧出来一个工业革命。但是问题又来了，人们又开始犯愁。
1865年的时候，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当时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好日子快过到头了，现在的繁荣是用煤炭支撑起来的，美国人会把它用完。1866年由于这个经济学家的煽动，再加上当时媒体配合炒作，真的出现了煤炭恐慌，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年。当时英国的首相格雷斯顿在做年度预算的时候，就在下议院讲了一通话，说我们要趁着煤炭还没有用完，赶紧想办法在预算里留出足够的额度，把我们的国债给还完，因为好日子到头了。英国人现在处于历史的顶峰，以后再没这好日子了。甚至还建立了一个皇家煤炭运营委员会，来应对马上出现的煤炭危机。
但是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就在那10年，不知道是上帝有意和英国人开玩笑还是怎么回事，全世界范围内突然发现大量煤矿，对煤炭的焦虑一下子就解决了。接下来为什么忧虑呢？石油。
石油这玩意儿就像一个噩梦，占据了20世纪几乎所有媒介的重要话题榜。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一则材料，1910年美国的矿产局发布消息，说现在美国境内探明的石油储量够用10年，到1920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还能用13年，到1930年的时候告诉大家还能用13年。要知道，它不是基于理性的发布。每一次都告诉人们石油快用完了，我们不能再开汽车了，不能延续这样的生活方式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卡特总统还讲过这样的话，说我们这次繁荣的境况10年后就要终结了，旁边又有罗马俱乐部给他背书，所以当时人们觉得这就是必然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实际情况是，现在仅仅靠美国的新技术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