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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厚说我也没招儿，但是我们家老爷子聪明，我回家问问我爹去。他爹叫石碏，是卫国一个很重要的士大夫。石碏就跟石厚讲，你们俩想在卫国国境之内解决，估计是没戏了，你们应该去找周天子，他是天下共主，他要是点头，你们的合法性不就得到承认了吗？但是你们俩跟周王不熟，所以你们路过陈国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趟陈桓公，他跟周王熟，他要是给你们支几招儿，你们肯定能把周王搞定。州吁和石厚俩人得了这个主意特别高兴，收拾好行李就上路了。
他俩前脚一走，石碏就给陈桓公写了一封信，说有两个王八蛋现在正投奔你而去，你一定得给我扣住，扣住之后，我马上派人来处理。
陈桓公那边当然就扣住了那两人，石碏就派了两个人，一个人代表国家去诛杀州吁，另一个是他的家臣，代表自己去诛杀自己的亲儿子石厚。就在陈国把这两个乱臣贼子给宰了。
这件事情里面有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是，同样一拨罪犯，为什么要派两个人去杀？一个人代表国家，去杀乱臣贼子州吁，还有一个人代表石碏本人去处置自己的儿子。可见，父子关系在政治上也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能说这种父子关系是简单的亲情吗？它就是个政治关系，家国一体。
更能说明家国一体的，其实是第二个疑点。这石碏不也是犯上作乱吗？因为州吁现在是他的主君。要弄清这个疑点，就得清楚石碏和州吁之间的亲戚关系。
中国的很多农村，一个村子往往就是一个姓，村民们原来都是一个先祖，虽然有的穷、有的富，有的家大、有的家小，但都是一个姓。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这个村股份公司的股东。如果这个村子的村长经常做一些不像话的事，村里比他辈分长的人就有权力把他给废黜了。
这正是石碏在这一桩公案当中扮演的角色，他就相当于少林寺的那个扫地僧，虽然我不担任什么职务，但是一旦寺中有大难，我还是要出来打一打的。
我们再回头来看刚才讲的那两个疑点。第一个疑点，石碏杀自己的儿子石厚，是用处理国事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家务事。第二个疑点，石厚杀国君州吁，是用处理家务事的方法来处理国事。
这个故事非常好地说明了什么叫家国一体，就是用“孝”这样一个伦理准则，把亲情的原则外推到国家政治当中，让上下阶层的关系变得稳定、确定。这就是“孝”的政治意义。为什么“孝”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从身份社会而来的一个重要原则。
礼的政治意义
但这只是一层关系，而封建社会是多层关系就好比一个多节棍，虽然这一节用孝字巩固了，但是棍子和棍子之间那个节怎么处理才好呢？所以在孝之外又多了一个字——礼。
我们今天讲礼，是对对方的尊重，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善意。比如说下围棋的时候，在日本的礼仪当中，第一手一定要上在右上角，就是为了方便对手下在他的右下角，这样对手伸手的距离比较短。
第42章 理性乐观派（6）（）
但是在春秋时代，礼的意义可要严肃得多。因为人性当中总有贪婪的成分，儒家虽然一直在讲“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不要想着出位，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大家都想往上爬。所以，这根棍子就乱了。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每个人各安其位，既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又能坚守它。
“礼”这玩意儿作为一个原则，抽象得很。你可以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是如果它不能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磕头碰脑、行止坐卧都得遵守的规矩，就很难深入人心。
打个比方，在军队里，如果师长和普通小兵共用一个澡堂子，这就会出问题了。大家一看，师长脱光了也就这样，在战场上听师长的命令时，就会打个折扣。之所以将军官的澡堂、食堂、厕所要跟士兵的分开，其实就是个礼，从日常生活细节中来确定等级规则。
所以到了周朝，礼变得非常繁复，而且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从大的分类上讲，就有五礼，就是所谓吉、凶、军、宾、嘉。凶礼就是葬礼，而葬礼里面又分很多细类，有很多繁杂的流程。
你可能会问，这种社会结构岂不意味着特权、等级、不平等吗？这些听起来很邪恶的词，其实在当时并没有邪恶的含义，也不意味着谁欺负谁，大家都认可这套规则，每一个人各安其位，整个社会共同体也就安定了。它的着眼点就是社会安定。
比如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有些人会觉得好令人气愤，凭什么对我们平民老百姓就不能讲点儿礼呢？凭什么那些贵族犯了法，刑法就管不到他们呢？其实这句话在西周和春秋时候，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礼不下庶人”？那个时候的庶人本身没什么文化，生活又很困苦，为什么要用规范贵族的那些繁复的礼节去折磨他们呢？算了，就不要用这些来约束他们了，这些罪就让贵族来受吧。这背后还有一点点善意。
有趣的是上一句话，“刑不上大夫”。那个时候的刑可不是今天有期徒刑的刑，那个时候的刑特指肉刑，比如割鼻子、打屁股。为什么对大夫不能用这些肉刑？汉代的贾谊也是一个大哲学家，他讲过一个词，现在也是一个成语，叫“投鼠忌器”。就是打老鼠的时候，会担心把旁边那些珍贵的器皿打翻。
贵族虽然犯了法，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不能让老百姓觉得，原来他们犯了错也要摁翻打屁股，跟我也差不多。这就有点儿像一个小兵在澡堂子里看到师长脱光了的样子，那份尊敬就没有了。但是并不意味着贵族犯法不受处置，只不过和平民的处置方法是不一样的，至少不能对他们进行折辱。
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大翻转。欧洲的贵族如果犯了死刑，一定是砍头，你看法国的路易十六、英国的查理一世，都被砍了头。而普通的老百姓犯了死刑，则是绞死，或者吊死。
而在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砍头适用于老百姓，相对体面一点的贵族的死法反而是绞死，允许保留全尸。但内在的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上下阶层适用的刑法是不一样的，而处置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西汉的汉成帝时期，有一个宰相叫翟方进。翟方进当了10年宰相，眼看要告老还乡了，这个时候突然天空中星象有变，“荧惑守心”，这个我就不解释了，总之星象不大好。
汉成帝想，老天爷好像要降罪于我，可我是皇上，我不能承担责任啊，由谁承担责任呢？宰相。所以汉成帝就对翟方进各种暗示。翟方进已经是60岁的老头儿了，他舍不得死，逼得汉成帝给他下了份诏书，这份诏书现在还见于史书。意思就是，自打你当了宰相之后，这不好那不好，我赐给你十坛酒、一头牛，你自己看着办吧。翟方进接到诏书的当天，就自杀了。
这种情境在汉朝是非常多的，一旦天象示警，宰相就得自杀。
以上，我把春秋时代社会运行的大体样貌给大家做了一个勾勒，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套规则运行得非常好。周朝毕竟也有800年的江山，这在中国历代的王朝当中，活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这套制度有它的生命力。
皇权社会诞生记
但是，这套玩法到了战国时代，就再也持续不下去了。前面我们讲过，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怎么把那种由血缘凝结成的小共同体，拼凑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而且有一个稳定的架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它在拷问所有的民族；而中国人到了战国时代，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答案。欧洲人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才搞出了一个类似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还是跟咱们学的，我们足足领先了2000年。
这就得说到战国时代的那个大变革——商鞅变法。当时各国都在搞变法，方式差不多，目的也都差不多，只不过秦国的商鞅变法搞得最好。商鞅变法锻造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技术，正是由于这个技术的突飞猛进，才让王权变得独大。
春秋和西周时代的王权，不是不想大，只是苦于没有相应的技术，所以只好搞成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但是随着商鞅这些战国时代的法家的发明、创造，突然让王权独大变得可能了。也就是说，王权可以击穿这个三明治，直达社会的底层，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份人力、每一粒米都榨取出来，形成力量，收缩到王权的手里，然后投放到战场上去，去争霸。
这个王权在秦始皇手里改了一次名字，改叫皇权，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它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通吃的大魔鬼。人们从战国时代把它从瓶子里放了出来，发现再也收不回去了。
当然，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按照唐德刚先生的说法，大概是200年。还有人说直到唐代末期才完成了这个切换，这是学术上的争论，我们不去管它。
那问题来了，这个把小共同体拼凑成大共同体的新方法，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这代人听了太多对皇权的各种批判，在这里我们不从情感上去评论它，仅仅从逻辑上去判断，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答案。
皇权社会的逻辑缺陷
皇权替代身份社会、封建社会，它带来了一个逻辑缺陷和一个现实后果。我们先来看这个逻辑缺陷。
西周和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三明治式的社会结构，每一层有每一层的道理，每一层对上一层负责，所以那个社会是一个讲小道理的社会。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鲁国的孔子，一辈子都跟三个大家族过不去，就是所谓的“三桓”——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人，形成的三个大家族。他们跟鲁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