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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分析：“青苗法”不就是现代金融制度吗？“保甲法”不就是西方人搞的警察制度吗？所以他认为王安石就是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带去了全套的现代政治制度和观念。
为什么梁启超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呢？说白了，是将心比心。梁启超当时的角色和王安石是一样的。首先，他们都是改革家；其次，改革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再次，他们都靠着一个非常年轻的皇帝，王安石靠的是宋神宗，宋神宗上台的时候不过20岁，梁启超靠的是年纪轻轻的光绪皇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有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当中都有一个太后——王安石变法面对的反对派是当时的高太后，梁启超面对的是慈禧太后。所以，梁启超夸的哪里是王安石？其实是在夸他自己。所以在梁启超的笔下，王安石的形象突然来了一个大翻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并不是要讨论“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功还是罪，我想讲的是，为什么这场具有这么多高明的现代制度特征的变法，最后失败得那样惨呢？
变法失败是人品问题？
历史上对这场失败有这么几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人品问题，王安石是坏蛋。王安石活着的时候有很多政敌，当时有一个人叫吕惠，他对王安石有一个评价：“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似朴野，中藏巧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看着像个忠臣，其实是个奸臣；看着挺可信的，其实是一个佞人；表面上看是一个大老粗，其实内心里藏满了奸诈。这就是在人品上彻底否定了王安石。
还有一个人就更有名了——苏东坡的爹——苏洵，这个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辨奸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既然名字叫辨奸论，就是教大家辨认奸人是什么样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王安石，说他吃着猪狗食，穿着破衣烂衫，读着圣贤书。这样的行为是违背人情人性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
但是，这种同时代、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政敌对王安石的评价，咱们得除三去五打八折地看待，为什么？因为还有别的政敌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很高。比如说北宋著名的文人黄庭坚，他就说王安石的私德非常好，说他视富贵如浮云。
王安石一生当中最大的政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私德评价也很高，说他“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意思是，不管文学还是私德，王安石都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大截。
所以，从道德上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改革和人品有什么关系？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人品就很一般，家里养了很多妻妾，天天吃壮阳药、行房中术，还收受贿赂，人家的改革却搞得挺好。
变法失败是政策问题？
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的剖析，基本上都围绕在他的经济政策上。其实也不然，王安石搞的那套东西放在今天，用现代化的眼光看，仍然不落伍。
随便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青苗法”，这就是当年的“穷人银行”。穷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借高利贷，借来借去，土地就成了富户的。王安石说不用去借高利贷，国家借给穷人。这不就是前两年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办的“穷人银行”吗？穷人得到了实惠，付出的利息没有那么高，而国家又得到了利息收入，这不就是现代人刚刚发明的穷人银行制度吗？
再比如说“免役法”，就是免除徭役。根据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民间通常征收三种税：第一种叫徭役，第二种叫赋，第三种才叫税。
徭役就是国家直接征发劳动力去修运河、修长城。
赋是什么意思呢？“赋”，左边是一个贝，就是钱的意思，右边是武装的“武”，就是说国家要打仗了，你得上交一些钱和军事装备，比如弓箭、盾牌、马匹，这叫赋。
那税呢？“税”这个字左边是一个禾木旁，这才是针对农作物收成征收的农业税。
你想想看，老百姓这边种着田，将来要给国家交税，可是那边又要征发劳动力，去修这儿修那儿，老百姓实在是分身乏术啊。所以，王安石说，咱们简化税制，如果不想出劳动力，交钱就是了，国家拿这笔钱再去雇其他人。
这个“免役法”和当代社会简化税制的思路不是一样的吗？后来明代搞的“一条鞭法”，清代搞的“摊丁入亩”，都是受了王安石这个免役法的启发。
你可能会说，王安石变法是不是就是搞计划经济、天下大一统？绝对不是。王安石是很有市场经济思维的。比如说“保马法”，原来马都是由国家养，养得不好，花的钱又多，国营企业的弊端大家都能想得到。王安石的办法就是，把马放到民间，让老百姓自己养，养得好，国家就给补贴收购这些马匹，这多有市场经济思维啊。
再比如说“市易法”，就是管理市场交易的相关法律，这方面也很先进。王安石认为，国家应该派官员去管理市场，一旦发现某个商品价格低了，赶紧买，收储；等这个商品价格高了，国家再抛出，平抑物价。现在我们国家管理市场上重要的民生物资，比如说猪肉，用的还是这套办法，就是所谓的“猪肉收储制度”。
所以，王安石这套办法是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是非常先进的，变法的政策方面也没问题。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更加粗暴的分析，说是因为阶级斗争——王安石代表小地主阶级，所以他倡导改革，比较先进；而他的政敌司马光等人，代表大地主阶级，所以比较保守，比较反动。
这正好说反了。司马光哪里是大地主阶级啊，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神道碑，也就是司马光的墓志铭，上面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司马光家里只有三顷田，而且老婆死了没钱埋，把田典押了才换了一点钱。而王安石呢，据当代历史学家考证，他家里大概有3000亩田，这在当时算是大地主阶级。所以这个粗暴的分析，结论正好是反的。
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如果我们再深看一层，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就更加奇怪了，因为变法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当时搞改革已经是朝野的共识，因为国家财政快崩溃了。那时宋神宗刚上台，按说新皇帝上台，总得祭个天吧，可是一翻账本，发现根本没钱。如果搞祭天大典，总得给大臣们发点赏银吧，连这点钱都发不出来。而且当时河南一带又发了大水，还得赈灾，所以国家真的是捉襟见肘。
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搞改革。而且改革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不是一件不能碰的事。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的庆历年间就搞过一次，那时候主政的是范仲淹这帮人，虽然改革最后失败了，他们也没留下什么骂名。凭什么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就落下了几百年的骂名呢？这太不公平了吧。
我们再来看这场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可行性。在那个时代搞改革，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就是得获得皇上的支持。你看商鞅变法，商鞅最后为什么那么惨？就是因为秦孝公死了，所以商鞅被抓起来施行车裂，五马分尸。
可是王安石背后这位神宗皇帝，是多么英武的一个人啊！北宋历史上没打过什么胜仗，仅有的几场都发生在宋神宗那代，因为当时王安石变法，财政上有了点钱；当时又有一个名将叫王韶，他带领北宋军队击败了吐蕃军队，收回了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得北宋的领土达到最大化，而且对西夏形成了包围的态势，北宋的国势一度达到巅峰。
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真的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因为宋神宗在继位之前，有一个好哥们儿叫韩维，每次交谈，韩维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宋神宗对他很是佩服。可是韩维告诉他，这些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朋友王安石的观点。所以宋神宗当时就对王安石崇拜得不得了，虽然两个人还没有见过面。
宋神宗登基之后发布的第一道人事任命，就是让王安石去当江宁知府，以此试探一下朝野的反应。过渡了一下，马上就把王安石调到中央，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宋代的副宰相），让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搞改革。而且这场改革的时间可不短，用了16年。16年是什么概念？现代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不过才8年，就是说，对创业者的支持，到8年的时候也算仁至义尽了，该退出了。而宋神宗这个投资人对王安石这个创业者，一支持就是两个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期——就等你上市，你遇到任何挫折我都支持你，支持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
即使是朝中的老臣，不管资历多么深，只要反对变法，对不起，一边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韩琦。韩琦这个人从宋仁宗时期就伺候他们老赵家，从宋仁宗到宋英宗，一直伺候到宋神宗。而且宋英宗和宋神宗这两个皇帝能上位，韩琦绝对是有定册之功的，是他保皇帝上的台。在皇权时代，对这样的老臣，皇帝怎么都得给几分面子。
但是宋神宗不，韩琦不是反对变法吗？走开，到地方上当官去，不要待在朝廷里了。换句话说，就是告诉所有人：如果你们不换思想，那我就换人！
这么好的工商经济环境，这么好的宏观经济条件，王安石又是这么卓绝的财经大师，为什么这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仍然失败得如此惨烈呢？
失败不要紧，但它影响的可不仅仅是宋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此后的元朝、明朝、清朝，没有任何人再敢在整体制度上探索得更远了。
所以，我们理解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对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