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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王安石自己的亲弟弟王安国也反对变法，王安石对他也是翻脸不认人。
这是不是王安石个人性格问题呢？确实，王安石的外号不是叫“拗相公”嘛，他就是这么一个执拗的人。他的情商低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他在当宰相之前，曾经有一阵子在朝中主管刑狱，就是判各种官司。当时开封发生了一个案件，甲、乙两个人是发小，一直关系很好，甲养鹌鹑养得不错，乙想要一只，甲不肯给，俩人就闹起来了。乙抢了一只鹌鹑就跑，甲就拿起刀在后面追，追上之后也不知道是急了还是言语冲撞，就把乙给杀了。开封府认为甲虽然是乙的朋友，但他杀了人，就得判死刑。这个案卷提交到王安石那儿，王安石说，这怎么能判死刑呢？乙公然抢夺，按照大宋的刑律，他就是盗匪。甲拿着刀追他，这就叫捕盗啊，捕盗杀人不算死罪，所以甲不该死。搞得开封府那些官员哭笑不得。死抠法律的话，王安石说的确实正确，但这个案子还得考虑当时的情况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杀人都不判死罪，那大宋刑律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王安石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执拗，而且没有人劝得了的家伙。但是，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失败，不能说跟他的性格有关，为什么？因为搞效率型改革，如果没有这种性格，根本就改不下去。
你看历朝历代那些成功的改革家，包括商鞅、吴起，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改革成败与否跟性格、情商什么的都没有关系。这就是逻辑的第二步，一定要把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全部打掉。
第三步：唯有小人最好用
紧接着第三步就开始了，反对改革的人都打掉了，请问用谁来执行改革计划？当然用那些不反对的人了。不反对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往往都是小人。比如说当时宋朝西北部有一个小官，叫邓绾。有一次邓绾到朝廷跟宋神宗汇报工作，宋神宗闲来无事，就问他认不认识王安石？他说不知道这个人。宋神宗说王安石不得了，是“当今之古人”。要知道，在宋代那个文化氛围里，如果说一个人是古人，那个地位可不得了，相当于孔老夫子那个级别的评价。邓绾马上就明白了宋神宗非常欣赏王安石，所以就跑到王安石府上对新法各种称颂，其实他懂不懂新法都不可知。
出来之后就有人说他，你这不就是拍马屁吗？邓绾讲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这在历朝历代官场上都成为一个心法，就是我拍领导马屁，你们随便笑我，我就是要当好这个官。
邓绾这样的人马上就得到了重用。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王安石智力太差了，怎么能够用小人呢？你还真别把这个问题看得这么浅。一方面，没有正人君子可用，能用的只有他们；另一方面，这帮人好用。
比如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他更愿意用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的职业经理人，因为，老板用金钱激励、期权激励，马上就可以让员工好好干活儿，这个组织的效率马上就会得到提升，确定性就会增加。
切换到王安石也是一样的，他愿意跟司马光共事吗？司马光会动不动就坐下来对他说，这东西我不同意。那怎么行呢？当然得用那些小人，他们对金钱激励非常敏感，效率就会提高。
第64章 现代化的本质（12）（）
再有一点是什么？很多人以为拍马屁领导就喜欢，其实，领导心中对拍马屁的人的道德评价不会有多高，但是拍马屁这个动作给领导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我这个人像算盘珠子一样，你不拨我就动。对于王安石这样追求效率的人来说，他不用这些人用谁？
所以，支持王安石搞新法的那一派，就是所谓的“新党”，里面充斥着小人，吕惠卿、章惇、蔡京、蔡卞、曾布这些人，后来基本上都被写到了宋史的奸臣传里面，这是逻辑的第三步。
第四步：制度成本知多少
第四步顺理成章地就出现了，王安石任用这帮人去推行新法，新法能推行好吗？青苗法的初衷很好，让老百姓不用去借高利贷，政府以很低的利息借给他们。
当时王安石定的利息是年利二分，就是你借一块钱，到年底的时候还一块二，在今天看来这个利率很高，但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很低的利率了。
对这些奸臣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对王相公负责。既然王相公说要借钱给老百姓，然后收利息，那我们就要多收利息。春天借给老百姓一次，秋天再借给他们一次，不管他们要不要借，都要强行摊派给他们。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赋税，当然民不聊生了。
奸臣发挥的作用可不仅如此，虽然狠心欺负老百姓的奸臣没有那么多，但由奸臣或者说操守不是那么好、廉洁度不是那么高的人构成的系统，它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制度成本。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王安石变法时民间的情况，假设高利贷普遍的标准是年利四分，现在官府推出一种贷款年利才二分，这当中有两分的差额，请问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笔贷款的额度当然就会成为各种各样“寻租空间”的额度。
就像今天我们的政府会给创新企业、文化企业一些补贴，市面上就出现了一种公司，帮这些企业去申请这种补贴，等补贴申请下来，再跟这些企业来分。宋代也一样，既然有这个利差，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个利差，往自己腰包里搁钱。
为什么说火车票应该提价？因为火车票没有达到它的市场价格，是国家使用补贴把价格压了下来，表面上对老百姓有好处，实际上这个系统会把价格再弹回去——内部人偷票或把票给票贩子，等等。老百姓买票的时候，如果不到票贩子手里去买，就得彻夜排很长的队，用支付自己时间成本的方式，把这个成本给支付掉。
所以制度运行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制度设计得再好，如果把制度成本算进去的话，其实跟市场自然形成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市易法”，那是一个多么高明的设计，当一个商品的价格低了，国家赶紧收储；价格高了，赶紧抛出平抑价格。可问题是，当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现在是高价还是低价呢？既然让官员去判断，如果他的廉洁度不够，最后他会买什么？一定是紧俏货、高价货，因为有人给他塞钱，反正是国家出钱，所以“市易法”迟早会搞得国家入不敷出。
但是王相公也说了，市易法应该有收益，不是低吸高抛嘛，所以找那些官员要钱。那些官员会怎么办？只好拼命去压榨那些商户。所以市易法被废除的时候，社会是什么情况？最后有4万家商户欠政府钱，市易法的执行机构雇了1000多人在全国讨债，那当然就是民不聊生的结果了。
所以你看，制度成本这个变量一旦代入系统之后，你会发现，新法想要给老百姓制造的好处其实并没有出现。
第五步：坏人发起反攻
紧接着，第五个逻辑出现了。新法可能会失败，但是皇帝任用的这批坏人已经站在朝堂上了，他们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他们要反过来攻击新法的发起者——王安石。
王安石后来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被贬到了南方。临走的时候宋神宗还在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觉得谁当下一任宰相合适？王安石就推荐了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吕惠卿。吕惠卿当了宰相之后，最害怕的事就是王安石回来，因为王安石是他老师，对他恩重如山，王安石一回来他就得靠边站。所以这个时候，他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把王安石搞掉。
于是，他跟邓绾两个人一合计，就诬陷王安石参与了一个亲王的叛乱。幸好王安石还是有一定政治经验的，日夜兼程赶到开封，跟宋神宗把这件事情摊开说清楚了。
宋神宗说，既然这事说清楚了，要不你回来当宰相吧。又把王安石任命为宰相，这是王安石二度当宰相，吕惠卿只能靠边站了。按史籍上的记载，从此只要能害王安石的事，没有吕惠卿不参与的。
这个时候，改革者的悲剧就出现了。王安石跟宋神宗虽然表面上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但毕竟不是一个人。王安石原来跟吕惠卿关系好的时候，经常跟他商量变法的细节，他跟吕惠卿说，有人批判新法，这事你不要跟皇上讲。他俩大量的书信来往都涉及这个话题。
吕惠卿这个时候就把这些书信整理了一下，一起端到了宋神宗的面前，这就是你信任的王安石，你还信他吗？宋神宗一看就傻眼了，彻底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任，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这是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的标志。
第六步：贻害无穷的党争
事情到此算结束了吧，实际没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到此为止，王安石怎么会在南宋历史上留下那么大的骂名？仅仅由于变法失败，怎么也达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在第五步逻辑之后，还有第六步的逻辑，这才是影响更深远的逻辑。
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必然会有余波，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强大的后台老板支持下搞的改革，后台老板一死或者撤除支持，原来被强权压制的那些力量就会反扑。
为什么历史上的改革家下场往往都不好？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比如商鞅、吴起，最后都死于非命。王安石变法，这个逻辑同样在起作用。虽然王安石已经死了，但是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就成为了打击目标。
宋神宗一死，表面上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宋哲宗，但是真正掌权的，是他的老妈高太后。高太后一直觉得宋哲宗这个孙子在胡闹，忍不住自己上了台，把新党全部撵下台，把旧党请了回来，那谁来执政呢？就是司马光。
这一段历史叫什么名字？叫“元祐更化”。元祐是年号，其中暗藏了一个意思，就是多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