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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七包括民田、庄田、屯田、起旗地及其他各种官田，共7913939顷，统计项目增加一倍，耕地面积仅增长1％强，这意味着耕地实际面积在减少……”手工业生产也逐步萎缩。由于政府过重的征课和派差，商人亏本，负担过重，影响生产。例如，铜产，乾隆三十一年是14674481斤，嘉庆十五年减为10574916斤。由于闭关自守政策，对外贸易受到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无法发展。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户部存银下降：嘉庆元年是5600多万两，三年减至1900多万两，十六年存银2078万多两，十七年收入4013万两，支出3510万两，结余仅503万两。道光元年至十四年每年库存不过2700多万两。道光十九年收入4191。9万两，支出3178。3万两，结余1013。6万两。
鸦片战争后到宣统时期
身着盛装的晚清蒙古贵族妇女道光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年，这个时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至清王朝灭亡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变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受破坏，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男耕女织。但鸦片战争后，这种自然经济体系打破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及其附近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增开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例如，英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输出中国的商品（多为棉纺织品）是52。4万英镑，二十五年（1845）就达到239万多英镑。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放肆从中国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如蚕丝、茶叶、棉花、食糖、烟叶、畜产等。赛金花洋货尤其是纺织品的流入使中国家庭手工业的纺与织分离，农业和手工业分离。江苏太仓、松江一带没有土纱织布，江浙地区农民纷纷从事经济作物养蚕产丝，供应市场。传统的自然经济就这样开始受到破坏，中国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地倾销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全面展开。它们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光绪二十八年（1902），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就达8。127亿美元。它们采取四种方式向中国输出资本：（一）政治贷款：为偿还日本赔款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法洋款”（4亿法郎）、二十二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二十四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数额巨大，利息很高，都附有政治条件。（二）向铁路投资：甲午战争后，英、俄、德、美在中国争相夺得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建权。（三）投资矿山：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开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效尤，攫取多个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四）开设工厂。甲午战前后，属于外国资本的有900多家。帝国主义的投资控制着中国的经济部门，还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危机日益加深。
同治初年至光绪朝中期（60年代至90年代），以奕䜣与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开始创办的是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后来又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商办企业即民族资本企业也开始出现，到甲午战争时已有170家，集中在缫丝、面粉、机器修造等企业。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古董商人在鉴别瓷器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后几年里兴起了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高潮。在上海、江苏、湖北和浙江一带，官僚、地主和商人纷纷创办纺织、缫丝、面粉、火柴、制药、榨油、印刷等企业和采矿业。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期间，新创办的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达62家，资本总额1246万元（一说58家，资本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19家，资本543万元（一说只有8家，资本400万元）。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十分困难，资金缺乏，设备简陋，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拿纺织企业来说，民族资本主义纱厂的棉纱就难以与洋纱和外资棉纱竞争。清朝实行的厘金税率高达5％10％，清末身穿“朝天马蹄袖”的上海妇女也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遭受了两次危机。清政府用于鸦片战争的费用多达4000多万两。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用于河工和赈灾3312多万两。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户部存银123。9万两，三十年十月，187万两。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库存银只有战前的1／10。太平天国起义最初3年，清王朝镇压起义，开支浩大，加上因江苏的水灾、冰雹而下拨赈灾款450万两，清朝遭受第一次财政危机。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仅22万多两。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的财政收入有所好转。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的三年中，平均收入是8250万两，而道光年间一般只有4200万两，看起来增收将近一倍。但是支出大，节余不多。光绪十一年（1885）至二十年（1894）的10年中，节余最多的一年是十七年：1032万多两，最少的一年是二十年，只有75万多两，其他八年是270多万两至967万多两之间。甲午战争失败，巨额战争赔款，清王朝遭遇第二次财政危机。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例如捐纳（给钱粮得官），由各级官吏赔偿亏空，内府接济，发大额钞票和收取厘金等。再有一个重大措施是举债。一是举内债——向民间金融机构透支或垫支，二是举外债——向外国银行借钱。第三是加重税收。有亩捐、土药税、印花税等。庚子事件后，赔款摊派到各省，税收多如牛毛。“捐税之多，无孔不及，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凡百货什物均要抽捐，肩挑负贩，无不纳税。”
咸丰、同治时，清廷依靠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曾国藩这支军队是私人军队，要自筹军饷，清廷不得不允许他设立了军需局、总粮局、支应局（就地筹款的非正式机构）、厘金局，从而操纵地方财权。财政大权交给地方督抚，而使中央对财政的管理受到极大的破坏，对地方财政失去了控制。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后，1902年中国汉族少女的着装督抚专擅财权的局面并没改变。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清廷搞新政要钱，搞“预备立宪”要钱，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制定了清理财政的措施。例如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调查每年收支情况，找出历年财政体系问题，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从地方督抚手中要将财权逐步夺回。地方对此消极反抗，隐瞒财用实际情况，不让中央政府知道。中央与地方在财权问题上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经济掠影
治理黄河
《乾隆南巡图》中视察黄河的场面黄河在历史上经常决口，顺治时据王永谦统计大决口就达20次，康熙最初16年决口67次。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翟家坝等处溃溢，高家堰最严重，决口数十处。黄河水逆流到清水潭、洪泽湖，泛滥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使下河、山阳、高邮等七州县受淹。黄河泛滥成灾，使占清朝每年漕粮400万石之半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六府“连年灾荒，民生痛苦”。黄河泛滥使淮河和运河受影响，梗塞不通。治理黄河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康熙帝即任安徽巡抚、治河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黄河。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时有官学考授国史编修，康熙初历内阁学士、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后，为了工程的顺利进行，选用了没有官职的水利专家陈湟作助手。陈湟，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
靳辅受命后，四月五日即赴宿迁河工署就任。他周密考察，广泛听取治河意见，同日向朝廷上了《经理河工八疏》，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方案，也有用工和经费预算。廷议以经费多、用工多而否决。康熙决心治河，要求靳辅再拿出可行方案。晚清农民在耙地靳辅从桃园到海口，一一勘阅出有问题的河段。当时正是平三藩用钱多的时候，为了把费用限制在原来估计之内，靳辅反复修改了原计划，例如用驴运土改为用车运土，离堤30丈外取土改为20丈内取土，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改为浚深河底。十七年又上《敬陈经理河工八疏》，提出了减少人工、经费少的方案。经过廷议，得到批准，《康熙帝南巡图》中的治河场景支给正项钱粮250余万两。
根据黄河实际问题，靳辅对症下药，在清口开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筑堤束水，引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疏浚清江浦以下经云梯关至入海口河道，修两岸堤防及云梯关外拦水坝，使河水畅流无阻，在砀山、萧县、宿迁、桃园、清河等地黄河两岸修建水坝，降低黄河水势，加固考城、仪封、封丘、荥阳的黄河堤岸。封闭新庄闸运口，另开七里闸运口，运口距黄、淮交汇处约10里，从此没有淤垫之患。经过这一番治理，河患大大减轻，山阳、高邮等七州水退田出。黄河治好后，20年间没有大患，对于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靳辅还在清水潭筑长堤，船行于是安全。靳辅在黄河北岸挖出一条中河，漕船过清口仅行数里即转至运河。以前漕船北上出清口后要走黄河180里才能进入运河。
康熙对治河贡献极大。治河是他的部署，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