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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约有二、三千元钱的收入，结婚后的一个月，她的叔父去世，她又意外地获得了一笔八千美元的遗产。用这笔钱，海明威可以携夫人一起实现去巴黎寻求文学事业的发展的憧憬，而且能在巴黎过得舒舒服服。
是安德森·舍伍德劝说海明威去巴黎的。海明威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这位刚从巴黎回来的著名作家。安德森把他介绍给了“芝加哥派”的一些作家，并向当时在巴黎的一些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写了友好的介绍信，这些知名人士包括庞德、斯泰因、西尔维亚·比奇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商）和刘易斯·加兰蒂尔等。信中说：“海明威是一个有卓著才华的年轻人，我相信他有一天总会崭露头角的。他曾经是一个颇负盛名的新闻记者。”海明威去巴黎之前，接受了《多伦多每日星报》的聘请，成为它常驻欧洲的记者。
在从纽约启程开往巴黎的“里奥波迪纳”号轮船上，海明威又一次得到机会展示了他善良、仗义、乐于助人的天性。当他因为兴奋而又喝酒又跳舞时，他发现一个法国姑娘带着一个哭叫不停的婴儿坐在下等舱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美国大兵，遗弃了她和孩子。她身上的钱几乎全部花光了，只剩下最后的十法郎。海明威在愤怒地谴责那个美国大兵的同时，主动组织了三场拳击赛，为这个可怜的法国姑娘募捐。他的对手是来自盐湖城的意大利士兵享利·科迪，海明威依仗身体重量和身高臂长，赢得了比赛。同时，他的募捐义举使得大西洋上枯燥乏味的旅行变得富有人情味了。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夫妇到达巴黎。一开始他们住在雅各布街的雅各布旅馆。半个月之后，他们搬到了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七十四号一幢很简陋的公寓里，这是一个聚集了无数醉汉和贫民的地区，阴暗而又沉闷。尽管如此，海明威为自己到了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而兴奋不已，颇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把自己关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进行写作，对自己的创作天才和文学前途充满了自信，认定自己很快就将进入辉煌的时代，正如他在《午后之死》中所写的那样，“让那些打算拯救世界的人去随心所欲吧，最伟大的事莫过于持续下去并完成你的事业。”
巴黎时期的青年海明威，是个漂亮、健壮的高个小伙子。他举止文雅（远没有后来那样粗暴），说话轻言细语，具有中西部人那种活泼明快、热情开朗的生活作风。朋友们认为他“一踏进房间，会把整个屋子里的氧气吸尽”，“甚至在怨恨别人时都有一种魅力。”这种善于吸引人的注意力、广交朋友的天性，加上安德森·舍伍德的介绍，使海明威在巴黎很快就结识了许多重要的、很有影响的朋友，如毕加索、埃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泰因、西尔维亚·比奇、詹姆斯·乔伊斯、温德姆·刘易斯、莫利·卡拉汉、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杰拉尔德·墨菲等等，其中两个和海明威的文学事业关系最重要的人物便是埃兹拉·庞德和格特鲁德·斯泰因。
在海明威的眼中，埃兹拉·庞德颇像一个波希米亚主义者，他蓄着山羊胡子，一头棕褐色的波浪式头发，眼睛锐利而有神，喜欢夸夸其谈，生活上放荡不羁。这位高个子的意象主义代表人物是先锋派艺术的热情的鼓吹者，他编辑出版了 T·S·艾略特的《荒原》，极力促成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他虽然比海明威大十四岁，而且从1907年以后就一直住在欧洲，但他与海明威一见面就成了互敬互爱的朋友。对文学事业充满激情的痴迷，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海明威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过：“他教我写作，我教他拳击。”庞德“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最信赖的评论家。他是相信最贴切词汇的人 （只用一个，而且是唯一正确的词），是曾经教导我不要去相信形容词的人。”在教会海明威“怎样写和不能那样写”的同时，庞德竭力扶持这位拳击教师的写作，帮助他出版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新托马斯诗歌》与其它早期的短篇小说和诗歌，都发表在庞德主编的《小评论》、《流放》、《人物简介》、《当代诗选》等书刊上。对于庞德的帮助和友谊，海明威给予了最真诚的回报。尽管海明威在文学领域的声誉和威望很快就超过了庞德，但他始终如一地高度评价庞德的文学创作成就，感谢他最初的帮助。特别是庞德后来处境窘迫时，海明威的友谊更显得珍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庞德百般辱骂罗斯福政府，无耻吹捧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为罗马电台作英语广播，厚颜无耻地攻击自己的祖国。1945年他被在欧洲登陆的美军逮捕，押回美国候审。这时，海明威没有抛弃与庞德的友谊，他与麦克利什、弗罗斯特、艾略特一起，在1958年设法使庞德获释。并在此之前两年，给关在精神病院中的庞德送去了一千美元的支票，这在当时绝非小数目了。庞德去世前，曾感激地说：“海明威没有令我失望……在他得意时，我从未见他只为自己打算。”
年龄大得足以当海明威母亲的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形象和性格上也酷似海明威的母亲格莱丝，两人都长得轮廓清晰优美，而且都易于冲动，以自我为中心。这位富有的女作家当时在巴黎文坛名气很大，许多人得到过她的帮助。由于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海明威与斯泰因很快就建立了友谊，而且这种友谊发展很快。斯泰因欣赏这位漂亮小伙子对她的尊敬和爱戴，热心地指导他的创作，帮助他在巴黎文坛站稳脚跟。海明威在斯泰因面前则异常地温驯，甚至在“恋母情结”的驱使下，产生非份的念头。海明威承认“我总想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她明白这点，这是很健康的感情，比某些言谈更能说明问题。”当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斯泰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同性恋者。或许正是因为斯泰因的同性恋问题，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方面，海明威不能忍受斯泰因总是把他当作孩子对待，并且对斯泰因疯狂的同性恋性生活感到恶心。另一方面，斯泰因要求海明威总是随着自己的手指转动，她的性伙伴艾丽丝小姐则对海明威十分妒忌。此外，斯泰因创作才华的平庸，也注定了海明威不能忍受别人把他当成斯泰因的门徒。这一切打碎了他们之间迅速建立起来的友谊。互相吹捧和感恩戴德之后，紧接着的便是互相诋毁和谩骂。斯泰因嘲讽海明威是“胆小鬼”，指责他智力迟钝、身体虚弱，甚至命令自己宠爱的白色卷毛狗：“去，装扮成海明威，要表演得凶狠一些。”海明威的反击是抨击斯泰因文学创作上的低能和令人厌恶的同性恋生活，相传他曾经给斯泰因发过一份电报：“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
海明威是以《多伦多每日星报》驻欧记者的身份去巴黎的，应当说，他始终认真、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短短几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欧洲大陆，到处奔波采访，好在海明威从小就酷爱远游，因此他对于采访工作乐此不疲。
1922年4月，海明威从巴黎赶到意大利热那亚，采访国际经济会议，这是自1919年凡尔赛和谈之后的第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海明威为《多伦多星报》写了十五篇文章，报道了参加会议的政治家的个性及其局限性。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首次返回意大利。同年6月，海明威携夫人哈德莉一起又重访意大利，除了带妻子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自己曾到过的地方以外，海明威在这次旅行中，认真考察、研究、报道了亚平宁半岛上如火如荼的法西斯运动，在米兰《意大利人民报》编辑部采访了黑索里尼，感觉到了墨索里尼正坐在火药桶上，并准备亲手点燃导火索。11月，海明威在洛桑第二次访问了这位已经夺取了政权的独裁者。值得注意的是，当国际社会的许多人正高声颂扬这位法西斯领袖时，海明威尖锐地看透了黑索里尼的伪装，他认定墨索里尼是“欧洲最大的骗子”，警告人们“对一个穿黑衬衫、白鞋罩的人，我们犯了某种错误，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他甚至写了一首非常刻薄的诗，发表在1923年春季的《小评论》上：
墨索里尼有一对
眼白大瞳孔小
酷似非洲人的眼睛，保镖时刻紧随身后，那照片上正在看书的人
拿的却是一本倒着的书。
海明威的所有采访和报道，都是在愉快的旅行中完成的。1922年10月赴希腊－土耳其战争的战场，写了大约十四篇文章，报道了希腊军队的溃败和土耳其军队的残暴，明确表明了对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和无能将军的痛恨，对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的同情。12月在洛桑，报道了确定新的土耳其边界和规定希腊的战争赔偿的国际会议，向《多伦多星报》的读者们描述了契切林 （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等各国的政治领袖。除此之外，1923年1月参观游览了拉帕罗。2月游历意大利北部。3－ 4月在科蒂纳滑雪。4－ 5月在法国报道法军占领鲁尔工业区。5－ 7月周游西班牙，并从此爱上了斗牛运动。在这些频繁的旅游中，海明威写了大量评论欧洲现实生活的文章，向北美大陆的人们介绍欧洲的生活开支、夜生活、外汇市场的变化、法国的时尚、瑞士的名胜、德国的通货膨胀、俄罗斯流亡者等等。另外，他还有许多文章介绍了钓鱼、滑雪、斗牛等他所喜爱的体育运动。应当说，作为记者，海明威是很称职的，他非常勤奋，对新闻报道也很内行。但他的记者朋友们也注意到，海明威对记者工作有点轻慢，经常把最好的材料保存起来作为创作小说之用。“他对此满不在乎，除非新闻工作能为他提供急需的费用，并能使他与其他作家建立联系。”
海明威一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