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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此满不在乎，除非新闻工作能为他提供急需的费用，并能使他与其他作家建立联系。”
海明威一登上欧洲大陆，便雄心勃勃地向文学的滩头堡进攻，并获得了成功。他不仅在巴黎的文学圈子中站住了脚，与众多的文学界名人建立了友谊，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发表了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
太阳升起来了
正当海明威沉迷于写作和无休无止地漫游欧洲列国时，哈德莉告诉他，她怀孕了。这个消息没有给海明威带来多少要当父亲的期待和欣喜，相反，海明威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哈德莉约束与限制了他的自由，而他自己要作父亲还太年轻了一点。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一旦结婚就倒了霉。”
由于哈德莉认为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设备、医疗水准以及医生、护士的业务水平都比巴黎要好，海明威不得不离开他极为留恋的巴黎，和哈德莉一起于1923年8月底回到了多伦多。为了承担家庭经济的重担，海明威在《每日星报》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份工作使海明威倍受羞辱，并迫使他提前返回巴黎。
作为一位颇有名气的驻欧洲记者，海明威无缘无故地遭到助理主编哈里·欣德马什的蓄意迫害。欣德马什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无德无能的蹩脚文人，靠着娶了《每日星报》社长的女儿而爬上助理主编的位置，他妒忌其他人的才华和成就，想方设法挫伤成功者的情绪。虽然他和海明威从来没有什么过节，但海明威的才华和已经取得的成就，足以招来他的迫害。海明威经常被打发去采访一些毫无价值的新闻，甚至发表文章时不能署名，在哈德莉分娩前夕依然被派去其它城市采访，使得海明威不能目睹自己儿子的降生。海明威愤愤地说：“在欣德马什手下工作，如同在德国军队里一位最蹩脚的指挥员手下工作一样。”他厌恶这个耗费精力、乏味无聊的工作，讨厌多伦多这个枯燥的、道德上极为拘谨的城市，怀念巴黎的轻松、活跃，渴望回到那种充满友谊、刺激和成功感的文学圈子中。在他看来，如果不迅速摆脱多伦多和 《每日星报》，不摆脱那个该死的欣德马什，他的灵魂，他的创作灵感将会迅速枯竭，他的文学生命也就会因此完结。这一切，促使海明威最终和《每日星报》决裂。他辞去了每周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匆匆地看望了住在奥克帕克的父母后，携夫人和刚刚三个多月的婴儿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海明威一起，于1924年1月底重返法国。
回到巴黎后，海明威成为了专业作家，以写作谋生。他接受庞德的建议，协助马多克斯·福特主编短命的《泛大西洋评论》。福特是一位老作家，他在文学界朋友众多，在小说创作和编辑工作上都颇有成就。他对海明威评价甚高，在1925年初版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普及本的护封上，福特写道：“当今美国最优秀的作家，最严肃认真的，写作技巧最娴熟、最精湛的是厄内斯特·海明威。”在后来的 《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福特把海明威与康拉德、W·H·赫德森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我五十多年来所读过的作品中三名无懈可击的英文散文作家之一。”尽管如此，海明威对他称之为“有出息的矮胖子”的福特越来越反感，在他的眼里，福特是个不修边幅、假装斯文、口有恶臭的势利小人。在海明威的许多小说和回忆性的散文中，福特都遭到了指责和攻击。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许多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认为海明威的个性中，有“忘恩负义”这一条。
由于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又没有固定的薪水，海明威在经济上比较拮据。但他坚定地抵制了金钱的诱惑，努力维护创作的严肃性和艺术上独特的追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在平静安定中写作对我来说比陷入毁灭美国作家们的金钱陷阱重要得多，我要尽力去创作，从不去考虑销路问题，也从不考虑它会给我带来什么，甚至也不想它能否发表。”
在海明威看来，文学创作是一项需要终身孜孜以求的事业，它好比是文坛上竞争激烈的职业拳击赛。同时代的人都相互竞争，他们又与前辈大师们竞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作家要作的事情是，写出前人没有写出的作品，或超过已去世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为了在文坛拳击台上威风八面，立于不败之地，海明威认真地研究和学习了前辈大师及同时代卓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列夫·托尔斯泰、伊凡·屠格涅夫、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亨利·菲尔丁、斯蒂芬·克莱思、康拉德、D·H·劳伦斯、马克·吐温、乔伊斯、吉
卜林、庞德等等，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影响过海明威。其中，托尔斯泰是海明威心目中的文学英雄，在许多文章中，他都高度赞扬了托尔斯泰不朽的艺术成就，并把托翁看作是评判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
和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家一样，海明威在文坛上并非一开始就春风得意，杂志编辑和出版商们对海明威的作品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口是心非》杂志是美国第一份发表海明威诗作的刊物，但1922年6月发表他的四行诗《终极》之后，一分钱稿费也没给他。1923、1924年，海明威虽然设法在《小评论》、《泛大西洋评论》、《横断面》、《本季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和文章，但1924年全年他只拿到了五十美元的稿酬。1925年3月，《打不败的人》被斯科菲尔德·塞耶主编的《日暑》杂志退回。1926年秋末，已经颇有名气的海明威的《阿尔卑斯山牧歌》被共产党刊物《新群众》退回。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沉闷的日子并不太长。海明威世界的第一束曙光，来自于 1923年底。爱德华·奥布赖恩把海明威的《我的老人》编入《1923年最佳短篇小说集》（1924年1月出版）。1923年8月，麦克阿蒙的“康达克特”出版公司出版了海明威的《三篇小说与十首诗》，尽管这是本小册子，而且只印了三百册（这三百册书中的任何一本，目前售价高达数万美元），但它毕竟是海明威的第一个集子，标志着他在文坛已经站稳了脚跟。1924年1月到7月，海明威重返法国，成为专业作家的头六个月，他就完成了九篇小说。这些小说和其它早期作品一起后来收入了《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书中，1925年10月由博奈和利夫莱特出版公司出版，并成为海明威第一部获得稿酬的书。从此，文坛上的海明威火山开始集聚地浆和溶岩。并最终猛烈地喷发出来，震撼了整个世界。
令海明威非常难堪的是，海明威的创作受到了他父母的鄙弃和谴责。对于海明威小说中关于两性关系、爱恋情形、暴力、流血等等的描写，拘谨、从俗、清教徒式的父母极为反感。他们坚定地声称，宁可看到海明威进入坟墓，也不愿意看到海明威写他那些肮脏的东西。他父亲指导他说：“你把世界描写得兽欲横流，去发掘那些欢跃的、催人向上的、乐观而高尚的特性吧。”海明威成名之后，当读者们热烈欢呼海明威的新作问世时，他父亲总是哀叹：“厄内斯特又写了一部龌龊的作品。”同样，当海明威刚刚尝试写作时，他的母亲就警告他：“你所写的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当赢得广泛赞誉的《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时，她愤怒谴责它是“当年最污秽的图书之一”，并指责他“除‘他妈的’、‘狗娘养的’，在你的字典里肯定还有其它字——每一页都充满了令我恶心的字眼”。父母对海明威作品的厌恶，甚至使海明威的姐妹们也只能偷偷阅读他的作品，并把它们藏起来，而不敢让父母发现。
在巴黎，海明威继续保持他少年时代以来的爱好：旅游，他和夫人一起以巴黎为根据地，频频地到周围国家去旅行。这时，海明威夫妇经济上很拮据，海明威没有固定的收入，哈德莉的财产 （主要是继承下来的遗产）也被委托管理人损失了好几千美元。银行里的存款急剧减少。经济上的窘迫使哈德莉连一件象样点的衣服都没有，衣服式样过时，而且很破旧，有时甚至连补鞋的钱都没有。即使是在这种穷困的条件下，海明威依然认为：“我们在世上只活一次，让我们痛痛快快玩一下吧。”他们去西班牙看斗牛，去奥地利滑雪，生活依旧充满阳光和多姿多彩。
阴影很快就来了。正当海明威在文学上不断进击时，他与哈德莉的夫妻关系开始恶化。哈德莉生完小孩后开始发胖，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同时，他们之间八岁的年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海明威是一个不断追求新的感觉和新的刺激的人。哈德莉不能满足他的这种要求，因此他被别的年轻女人所诱惑，也就不可避免了。菲茨杰拉德 （著名作家《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的作者）认识了海明威，并与他建立了友谊之后，在给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卡拉汉的信中说：“我得出了这么一个论断：海明威每写一部成名的著作就需要一个新的女人。在写短篇小说集和《太阳照样升起》时，他有一个。接着他爱上了波琳，就写出了《永别了，武器》这部巨著。如果他再有新的成名之作问世，我想我们将发现海明威会有另一位妻子。”
对海明威的第一次婚姻的威胁，首先来自一位同样比海明威大好几岁的已婚妇女玛丽·达芙·特怀斯登。当这位性感的英国女郎拒绝了海明威的求爱之后，波琳·法伊弗填补了她的位置。1926年2月开始，海明威摆脱不了感情的诱惑，与波琳同居。他和哈德莉在经过了痛苦的感情煎熬之后，于8月分居。1927年1月海明威与哈德莉因“性格合不来”离婚，5月，他和波琳结婚。
在新旧婚姻的变更交替和极度混乱的感情生活中，海明威创作完成了《太阳照样升起》。正当他和达芙·特怀斯登勾勾搭搭时，1925年7月21日他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