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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四种基本形式之外，各体式还有些变体。有的赋基本上是六言骚赋句式，却不带泛声的语助词“兮”，形成骚赋的一种变格（如贾谊簴赋：“牧太平以深志，象巨兽之屈奇。妙雕文以刻镂，舒循尾之采垂”）。有的赋从头到尾是四言，从头到尾偶句韵，却在单句之末带上了泛声的“兮”。它既不同于骚赋形式，也不同于九歌句式（五言，每句在第三字之后有泛声的语助词“兮”。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也不同于橘颂体句式（单句为四言；偶句为三言，押韵，句末带“兮”。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以上两种形式的作品，学者们多视为骚赋，其实是骚赋的变格；杂入诗体赋中，也是诗体赋的变格。
汉赋中有的具“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的特征，从结构到语言都是文赋的形式，却穿插有骚体句、诗体句段落（如美人赋），或者韵散结合；有的则在结构上打破了“述客主以首引”及“卒章见志”的形式，直接摹物抒情，形成了文赋的变格（如梁王兔园赋）。凡此在武帝以前赋作中皆已齐备。
赋的四种体式中，诗体赋重在咏物，骚赋重于言意。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则以铺排描写为能事。由于赋是用来口诵的，讲究声音效果与感情或气氛的渲染，故即使文人骚客所作，也多用连绵词、拟声词、形貌词和双声、叠韵词，今日读起来生疏拗口，其确定意义也难以把握，但在当时读起来则一定是铿铿锵锵，声情并茂的。
另外还要提到属于文赋范围的较独特的两种体式，一种起于枚乘的七发，一般称作“七体”，历代不绝，陈陈相因，不一而足。昭明文选因而设“七”为文之一体。文心雕龙杂文对其中一些篇章的总的评价是“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宋洪迈容斋随笔则云：“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辞，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后之继者规仿太切，了无新意。”（按骚些指楚辞招魂）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之评论大体同此。另一种是起于东方朔的答客难。这是由先秦时的对问而来，但同汉代骋辞大赋一样，篇幅长了许多。东方朔此篇后来由扬雄摹拟而作解嘲解难，此后如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崔寔答讥、延笃应讯、赵壹解摈、蔡邕释诲等，效仿者不绝，遂成一式。文心雕龙中归入“杂文”一类，而文选另列“设论”一体。实际上是文赋之内容上属于论理的一类，因而同描写场面、叙述事件的作品在形式上也有了区别。其篇名也承战国对问之遗风，不以“赋”名。但它仍然遵循着“述客主以首引”的构思方式，只是非“极声貌以穷文”，而是“辨是非以究理”。但这个“理”也有一个基本的情感走向，便是抒发个人的牢骚，对他人的责难和疑问提出辩说。因此，它同骋辞大赋的主题类型不同，不是歌功颂德，而往往是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揭露社会和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阴暗面。这种体式后来能蔚为大观，也反映了汉代各种社会矛盾的逐渐突显，反映了社会基本色调的变化。东方朔、扬雄、班固、崔骃之作，均堪传世，反映了一般骋辞大赋所不涉及的社会的另一面。
由这些也可以看出，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一方面各体赋的共同特征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又继承先秦时代作为赋的滥觞的几种形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式样。同时也可以看出赋的各种体式同题材、内容有一定的联系，有时单纯地从形式上难以说清其演变方面的一些道理。
二
文心雕龙诠赋论屈原、宋玉之后赋的发展云：
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简要地指出了汉赋由先秦辞赋脱胎换骨，产生、发展、繁荣、集结的过程。陆贾为楚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三篇，今唯文心雕龙才略提到有一篇孟春赋，然已不存，由其新书中某些篇章来看，往往铺排藻饰，辞采飞扬，韵散相间，颇具文赋的特征，则其赋的风格大体可以想见。刘师培论文杂记八说陆贾赋为“骋辞大赋”，“即所谓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者也”，非无根据。与陆贾同时的朱建，汉书艺文志称有赋二篇，也是楚人，又有辩才（二人事迹俱见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二人风格当相近。
今存文帝时贾谊之赋，所表现情绪及风格与屈原相近。因为当时国家正在稳定恢复之中，不尚浮华，统治者的注意力也还不在鼓吹丰功伟绩上面，所以作品重于实际，其抒情论理，也均真诚。作者为参与治理国家的人物，其出处进退与国家的治乱成败相关，所以作品都内容充实，感情真挚，尚无露才骋辞、侈夸虚饰的风气。这是汉赋的开端。真正体现了大汉时代的精神，反映了空前统一强大的汉王朝精神面貌的作品，当时尚在酝酿之中。
第2章 汉赋概述（2）（）
比贾谊年长十来岁，而创作一直延续到景帝时代的枚乘，在汉赋发展上乃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年轻时仕于吴（枚乘淮阴人，其地属吴），当高后时（前187—前180）楚太子辟非有疾。七发中赋广陵潮一段，应是他受吴王命往问楚太子时娱楚太子之作。大约在文帝五年前后吴王濞因对朝廷有怨恨情绪，谋为不轨，枚乘在前文基础上撰成七发。参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收入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7月第1版。七发主体部分由骈联的几个段落组成，同战国中期楚国莫敖子华的对楚威王及屈原的卜居相近，而由其主体部分一段比一段在程度上推进这一点说，同庄辛的谏楚襄王及说剑更为相近。七发想借此来进行劝谏，因吴王濞的造反迹象并未明朗化，不敢直说，故作品表面上写藩国太子养尊处优、沉溺声采，以致精神涣散、久而成疾之事。这自然也反映了文景之时上层社会的真实，但这篇赋主要是想引起吴王重视保身问题，以便有机会进一步当面向吴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论“天下之要言妙道”。所以说，作品是极其含蓄而又寓深意的。贾谊的治安策是给皇帝看的，故言诸侯尾大不掉之危，从政治着眼，入木三分；此篇是给藩国之君看的，意在劝谏，故只从诸侯王、太子之身心言之，循循善诱。然而文章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描写太子声色、车马、游猎之乐的当中，也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无论写音乐，写舞蹈，写游猎，写观涛，都眼界开阔，充满气势，体现出大汉王朝的时代风貌。所以说，这篇作品已开汉代骋辞大赋之先河。
景帝（前156—前141）之时，中山王刘胜作文木赋；邹阳、庄忌、枚乘等依梁孝王，也均有所造作。今存枚乘梁王兔园赋有错乱与缺文，但大体结构与内容可以看出。参赵逵夫枚乘梁王兔园赋校议，文史2004年第4辑；关于梁王兔园赋的校理、作者诸问题，文献2005年第1期。西京杂记卷四有枚乘、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的诗体咏物赋七首。其中枚乘的柳赋不讳“盈”字（汉惠帝名“盈”），或疑为伪托，然而从押韵看应为汉代作品。也有后代传抄中恢复本字的情形，只以此断此数篇皆伪托，过于轻率。又有人以为西京杂记为后人伪托。清代以来，经学者们研究，已排除了吴均、萧贲或无名氏编撰的可能。又有人以为葛洪所伪托，然而西京杂记所载西汉之事往往能在汉晋其他文献或新出土文献中得到印证，所以该书即使是葛洪据旧有文献整理重编，也不能说是他所伪造。卢文弨在其新雕西京杂记缘起中说：“冠以葛洪，以洪钞而传之，犹说苑新序之称刘向，固亦无害，其文则非洪所自撰。凡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如梁王之集游士为赋，广川王之发冢藏所得，岂皆虚也？”其论十分精辟。现在有的赋学著作仍以枚乘柳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