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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扬雄同时的刘歆，其遂初赋略依屈原涉江哀郢，而繁缛闳衍又受司马相如和王褒的影响。然而他正是在这种综合继承之中拓展了汉赋的题材，为汉代抒情赋中述行之作的先声；其中“野萧条以寥廓兮，陵谷错以盘纡。飘寂寥以荒盼兮，沙埃起而杳冥”等，既是式微的西汉末年社会的缩影，也是作者凄凉心境的写照。遂初赋的产生标志着汉代抒情赋在内容上由个人情怀向社会、向现实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转移。
西汉末年还有一个女作家班倢伃。她的自悼赋仿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但出自妇女自己之手，尤其是写自身的遭遇，自有其感人之处。古文苑所载捣素赋为骈体，因而或疑为晋以后人所拟作。其实语言上骈化的情形在西汉文中也是有的，以此为否定为班倢伃作的理由，尚不充分。班倢伃是赋史上第一位女作家。
总的说来，西汉末期赋的创作是有成绩的，扬雄、刘歆都是善于模仿的作家，然而也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的创作既有教训，也有经验。
第3章 汉赋概述（3）（）
五
由于长期战乱，东汉初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后汉书郡国志。“边陲萧条，靡有孑遗”。后汉书光武帝纪。从光武帝（25—57）采取了很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到明帝（58—75）之时，残败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明帝、章帝（76—88）两朝，虽然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已经开始，但朝廷对诸侯王、大臣、外戚的权力都有严格的限制与防范，朝政清明，社会安定。首先揭开东汉赋的创作之页的，是班彪。他于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自长安往凉州（今甘肃武威）避难，因路途所见，触景生情，在安定（当时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成北征赋。虽未能直接描写民生疮痍，但作者“遭世之颠覆”，“罹填塞之厄灾”的悲伤感叹，充溢于字里行间。
与班彪同时的赋作家有崔篆、杜笃、冯衍。崔篆的慰志赋表现了改朝换代之后文人在出处去就上的为难和内心痛苦。名曰“慰志”，即言其在出处方面心有歉疚，一直折磨着自己，故述之以自慰。整个剥削阶级社会的政治，都是权柄与刀枪说了算，文人只是依附于这个或那个政权，既不具备从历史、社会的发展确认是非、决定去就的能力，又受传统君臣大义一类观念的影响太深，所以在易代之际不是一头撞死在“忠”字上，便是留下永久的不平与悔恨。崔篆慰志赋是第一篇表现这种心理的文学作品。此后如庾信、颜之推等直至明清之际的侯朝宗、钱谦益等，其作品表现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冯衍因为开始事非其人，归降刘秀后未得重用，在纷杂的人事关系中受到排挤，作为一名颇具政治见解的人物，居家无用，于建武末年作显志赋以抒怀。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冯曲阳集题辞谓：“敬通诸文，直达所怀，至今读之尚想其扬眉抵几、呼天饮酒。诚哉，马迁、杨恽之徒也！”此虽主要就其奏、笺而言，而用于评价其赋，也大体相合。
杜笃的论都赋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政治决策方面的意见，所以后来东汉定都洛阳之后便有一些赋家以洛阳为题材大写京苑之壮丽宏伟，并且以西京长安为陪衬，聚讼不休，形成了东汉文学创作上的一桩公案。但不论怎样，这篇赋表现了一定的见解，有着充实的内容，从空间、时间方面都体现了较为宽阔的视野，作品语言流畅，气势充沛，既带有排偶铺张的特色，又近于口语，显出一种清新平易的风格。这篇作品对唐宋以后的文赋有一定的影响。
其他如梁竦的悼骚赋，班彪的览海赋冀州赋，冯衍的杨节赋，杜笃的首阳山赋书赋祓禊赋等，从题目即可看出，山海州邑、历史传说、民俗风物以至文化用品，都在题材范围之内，而伤离感乱及适应世变，是其基本主题。即如书赋，乃是一首描写古代书籍装帧的赋作，言其外形“载方巨而履规，加文藻之修饰”，同时借以言做人：“能屈伸以和礼，体清净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虽转旋而屈挠，时倾斜而反侧”，表现出在一个动荡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文士的心态。
继之而起的班固、傅毅、崔骃、班昭等，主要生活在明帝、章帝时代。傅毅洛都赋、班固的两都赋是针对杜笃的论都赋，对朝廷决策的注解，故文选李善注在两都赋题下注云：“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两都赋创作上表现了一定的创造性。其结构学子虚上林，两篇既可独立成篇，又有联系，合在一起才完整地表现了主题。但因为有针对性，故题材都不限于田猎，有同傅毅洛阳赋一比高低的意思。参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这两篇赋描写上既能放眼纵观京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也有层次地逐步集中到京城的宫苑建筑、文物制度上；而具体描写中又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建筑群作细致刻画。在上下两部分的对比描写中，既表现了东都的壮美宏丽，又贯穿了崇尚节俭的思想，措辞颇有分寸。语言上，一洗两汉骋辞大赋铺排虚夸的风气，能在骈丽排偶之中，体现出跌宕疾徐的节奏。这些都反映出主要表现京都景象、帝王声威的骋辞大赋，也由放手虚夸、追求声势、表现一种精神转向实证地描述和历史地、科学地评判。因而，作品的认识价值便大大增强。两都赋作为东汉王朝建国初期的巨制，也应看作是汉代骋辞大赋的代表作之一。属于这个方面的作品，还有傅毅的反都赋（存残句），崔骃的反都赋大将军临洛观赋大将军西征赋（均残）。这也反映了东汉鼎盛时期赋在创作题材上的一种倾向。
作为铺叙与抒情相结合的咏物小赋，同样被大部分作者所喜爱。今所知以傅毅所写为最多，有琴赋扇赋神雀赋。此外王充有果赋，班固有竹扇赋白绮扇赋、班昭有针缕赋。但除竹扇赋与针缕赋之外，其他的均已散佚、残缺。由班昭大雀赋序来看，这些作品中有的是受命为之，同后代的应制诗相类，难以真正做到托物寄意，言所欲言。唯班昭针缕赋借物明志，言简意赅；班固竹扇赋为七言诗形式，在诗赋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这两篇赋也都很短。
从艺术方面来看，还有两篇值得注意的作品。一是傅毅的舞赋。由舞蹈场面到舞者的服饰、外貌，唱歌的情态、舞姿都作了细致的刻画。特别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生动而传神，曹植的洛神赋对洛神情态的描述显然受其影响。另一篇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崔骃的博徒论，同王褒的四子讲德论一样，名为“论”而实为赋，由其语言风格看，应属俗赋。如其中写农夫：“子触热耕芸（耘），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反映了农民当牛做马的生活境况。这与俗赋多借诙谐以抒困苦或行讽刺之实的情形一致。又其文字生动简练，夸张中带有幽默。可惜已经残缺。
从东汉初年至明、章朝的赋作承西汉末期的风气，摹拟的现象比较明显，并且在赋的体式演变中，留下了印记。对答客难的摹拟起于扬雄，而对枚乘七发的摹拟起于傅毅。傅毅作七激依瓢画葫芦，即使有新意，也给人以东施效颦之感。然而其后崔骃作七依，刘广世作七兴，李尤作七款，张衡作七辩，崔瑗作七苏，马融作七厉、崔琦作七蠲，刘梁作七举，桓麟作七说，桓彬作七设，郦炎作七平，皆踵而效之，乐此不疲。
但总体来看，东汉初赋创作上题材更广，抒情性更强，而且抒怀之作多贴近现实，表现也细致而深刻；语言重写实而少虚夸，带有明显的骈俪倾向。应该说，东汉初期的赋作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的，并且也具有一定的特色。
六
东汉中期的赋作者有贾逵、黄香、李尤、苏顺、葛龚、刘陶、张衡、崔瑗、马融及王逸、王延寿父子等。当时即所谓“天下承平日久，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时政渐损，权移于下”，后汉书张衡传。宦官外戚争夺权柄，加上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东汉王朝已见衰微之势。张衡作二京赋，一则想要超过班固的两都赋，以显示他的学问与才华，二则寄托讽谏之意。事实上不少方面有独到之处，因而也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二京赋所写规模更大，篇幅也更长，揭露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为班固所不及。作者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