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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传诵的名篇。蔡邕的蝉赋弹棋赋，虽为咏物，实际上也是抒情寄意之作。如蝉赋云：“虽期运之固然，独潜类乎太阴。要明年之中夏，复长鸣而扬音。”似当身处逆境时自宽且以明志之作。弹棋赋云：“乘色行巧，据险用智”，似亦非仅写下棋。然当乱世、文士往往进退荆棘，故蔡邕终不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东汉末年，赋风的转变最大，作者也最多。除上面提到者外，还有崔寔、张奂、边韶、侯瑾、廉品、赵岐、刘琬、张纮等。建安七子除孔融之外个个都是赋的多产作家，但本书将这六人归于曹魏时代，故这里不论及。
八
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种题材、内容及形式在不同的时代互有消长，显示了作者的探索与思考。如西汉以写宫苑游猎及咏物颂功之作为主流，而东汉以抒发个人情怀及感物喻志之作为主流；武、宣之世骋辞大赋定于一尊，但到后来逐渐低落，至东汉末年则渐时消歇等等。二是各种题材的作品和各种形式本身也发生一些发展变化。从内容上来说，进献之作的讽刺意义越来越明显，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主的骚赋同社会现实结合产生了述行赋；抒情小赋发展到东汉产生了政治抒情赋等等。
由于一些优秀作家及一些典范性作品影响的强烈，汉赋的内容、题材同各种形式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西汉宣帝以后，赋家一方面要利用这种联系增加作品的韵味和感染力，使它们带上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基调；一方面，他们又企图打破这种固定的联系，开拓新的题材，生发出新的表现形式。尽管各个阶段上“因”与“革”互有消长，但一直贯穿着整个汉赋发展的历史。不仅这样，同一作家的作品有的表现出明显的因袭、摹拟的毛病，有的则表现出突出的创造性。事实上，不仅“革”是一种探索，“因”也是一种试验与探索。因为继承什么，摒弃什么，这要通过作家的思考与选择，有一个文学素养和鉴识力的问题，而且，成功的创新，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完全变为另外的东西，不至于失去读者。所以王国维说：“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佛雏校辑新订人间词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99页。
弄清了从汉初到武帝时汉赋产生、发展直至奠定汉赋基础的过程，再看以后汉赋发展演变的情况，就要容易得多。过去人们将汉赋的发展分作几个阶段。自然，从内容、主题方面来说，每个阶段都有些不同，但形式上来说，主要是量变，而不是质变。
如果要对汉赋发展的历史划分阶段，似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从汉初至文景朝为发展期。这段时间赋的创作主要是继承了楚辞与四言诗，战国纵横家们对文赋的影响也较为突出，还没有形成汉代有代表性的骋辞大赋。
（二）武、宣时代为兴盛期，汉赋的各种体式在武帝时已经形成，宣帝之时保持了创作的繁荣。宣帝朝有的作品已有了摹拟的痕迹，但总的说来，武、宣时代是代表汉赋特色的文赋、特别是骋辞大赋内容与形式结合最好之时。大汉王朝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巨丽为美的审美特征，铺排夸张的语言风格，都与赋的内容相一致，从而形成在相当长时间中萦绕在赋家心头的汉赋之魂，使无数作者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去模仿它，追求它的效果，寻找它的精神。它的深厚华美，宏伟正大，像盛唐诗歌一样，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后人不可能重新创造或摹拟得到。
（三）从西汉元、成之世到东汉中期，是持续期。赋创作的繁荣基本上持续着，有摹拟，也有发展和局部的创造。主要的变化是虚夸因素减少，写实成分增多；骋辞大赋减少，抒情小赋增多；骋辞大赋逐渐由劝百讽一向讽谏、批评方面转变；咏物赋逐渐由描绘性向感物寄意方面发展。
（四）东汉末年为转变期。骋辞大赋渐时消歇，抒情小赋占了主导地位，赋在思想内容方面显露了突出的揭露与批判性。
上面的概述，主要着眼于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希望尽量能概括出各个时期赋作的特色与成就。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因袭摹拟的现象。汉赋中有三种较特殊的形式，历朝被摹拟，几乎自成体系。
除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文赋中“七体”、“设论”两种特殊体式之外，骚赋中摹拟楚辞九章中作品，楚辞九章中有七篇为屈原所著，惜往日悲回风二篇为屈原之后淮楚作家所著，参赵逵夫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刊于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收入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在汉代也形成一种系列：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朱熹楚辞辩证晁录云：“其七谏以下，无足观者。”并在其楚辞集注中删而不录。故本文也未曾提及。
但无论怎样，汉赋毕竟是我国描写文学与抒情文学在持续四百年中探索与创造中产生的艺术成果，标志着我国韵文文学在诗经楚辞之后又一大的开拓与发展。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有更多的文人作家投入其中，精心构思，修辞饰句，尽量发挥个人的才华，也注意挖掘汉语潜在的表现功能。所以，它不仅开辟了魏晋南北朝赋发展的广阔道路，在语言运用上的经验也为骈文和南北朝以后近体诗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汉赋同魏晋南北朝赋比起来，题材广泛，体现着作者从不同角度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观察，更具有文化史的意义；而魏晋南北朝赋则着重于作者在不同境况、不同遭遇、不同心理状态下情绪、情感的反映，更具有心灵史的意义。可以说，汉赋同继之而起的魏晋南北朝赋各有千秋，未易轩轾。古人以汉赋为之代表，认为水平最高，今人多以为魏晋南北朝时代赋才真正在艺术上成熟，均未为的论。但赋在战国末期产生之后，在汉代迅速达到繁荣，各种体式都达到完善，又开拓了十分广泛的题材范围，既表现了大汉王朝的时代精神，表现了汉王朝的盛衰过程，也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面貌与各方面矛盾，对后代诗歌、散文以至、戏曲都有一定影响，无论如何是彪炳史册的。
第5章 七发（1）（）
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人，西汉著名辞赋家。自年轻时即仕于吴，后为吴王濞郎中。文帝时濞因吴太子与皇太子饮博争道，被皇太子引博局砸死，故心生怨恨。大约在此事发生不久，枚乘即作七发暗讽吴王濞应善于养身奉己，以求安康。因吴王开始谋为不轨，其迹象不很明显，不便说破，故只从养生保寿、安身立命方面言之，但强调祸生有胎的意思，使其自悟，至其愿意深谈时，则可以直陈。濞不听，多年称疾不朝，后竟密谋造反。乘因上书谲谏，濞仍不听，乘乃去而为梁孝王客。吴王濞与六国反时，乘复上书谏吴王。七国之反被平定之后，乘由此知名。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以病去官，游于梁。武帝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入京，死于途中。今存赋有梁王兔园赋柳赋和七发。
楚太子有疾［1］，而吴客往问之［2］，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3］？”太子曰：“惫［4］。谨谢客。”客固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5］；邪气袭逆，中若结［6］。纷屯澹淡，嘘唏烦酲［7］，惕惕怵怵，卧不得瞑［8］。虚中重听，恶闻人声［9］。精神越渫，百病咸生［10］。聪明眩曜，悦怒不平［11］。久执不废，大命乃倾［12］。太子岂有是乎？”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13］。”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14］，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15］。饮食则温淳甘膬，脭肥厚［16］；衣裳则杂遝曼暖，燂烁热暑［17］。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18］，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19］。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20］；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21］；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22］；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23］，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24］，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25］，越女侍前，齐姬奉后［26］；往来游燕，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27］。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28］。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29］，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30］，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31］，常无离侧，以为羽翼［32］。淹沈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33］，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诺。病已，请事此言［34］。”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35］。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愿闻之。”
［1］楚太子：此“楚”及下句“吴”并指汉初所封刘姓郡国王。汉初封高帝少弟交为楚元王，有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楚元王立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客嗣，郢客立四年卒，子王戊嗣，吴楚反时自杀。据汉书楚元王传，元王之时，“太子辟非先卒”，可见当楚元王（前201年立，前179年卒）时确有太子体弱多病，后竟早卒。
［2］吴客：吴国之客人，指吴王派去探病的人。汉初封高帝兄之子濞为吴王（前195年立，前154年被诛），有会稽等三郡之地，王十三城。枚乘为吴王郎中，正当楚元王之时。楚太子体弱，而吴王遣人存问。客所讲最后一段广陵潮景象，正是吴国的景观。故七发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