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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杨潮手里的轻资产超过了200亿两，这就是世界首富的底气，当然如果按照估值来算的话，恐怕罗斯柴尔德家族，甚至是洛克菲勒手下的石油资产也能达到这个数目，甚至更高，可是他们那是估值，很多资产并不具有流动性，而杨潮持有的则是轻资产，是净资产，是高度流动性的现金和票据。
当然如果放到市场上估值的话，把杨子银行团拿到市场上去估价，恐怕会是一个恐怖的规模。
当然杨潮还有30亿负债，他当然有负债了，不然以前那些巨额投资是怎么来的，不可能用自己的现金，作为一个资本运作的内行，杨潮可做不出手持大量现金的举动来，所以尽管他资产庞大。但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从银行融资的，好在自己有一个银行，好在自己的信用十分坚挺，杨潮在白纸上写一个数字，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能提1亿两的笑话，其实是真相。
中国任何一家银行都愿意收这个白条。这就是信用的力量，这就是老摩根没给儿子留多少遗产，他儿子却能做英国战争期间的总代理的原因，因为摩根留下了坚挺的信用，这是最大的遗产。
杨潮欠下的30亿债务中，15亿是欠杨子银行的，剩下的是欠杨子银行团其他银行的，有了现金，杨潮立刻就将这笔钱还了。不过是划划账而已，划到杨子银行账下的15亿，依然能让杨潮随时调动，却省去了不菲的利息，没有利息就没有了税收，等于是少向政府交税了。
正常的避税并不丢人，更何况，杨潮很清楚。大危机时代是一切秩序崩溃的时期，政府手里的权力就是最大的资产。政府到那时候已经不需要钱了，有权力，敢动权力，才是那时候政府该做的事情。
8月份，随着铁路公司这个巨头的上市，给上海股市注入了一股强心针。让上海股市总值首次摸到了600亿的门槛，主要原因就是铁路上市刺激带动的，铁路公司上市之前，上海股市始终在500亿左右徘徊，铁路公司一上市。自己的市值立刻就价值200亿，同时让总市值增加了100亿。
铁路公司价值200亿，却只增加了总市值的100亿，显然其他股票缩水了100亿，事实确实如此，铁路公司上市后，绝大多数其他股票都有所下跌，都不是这些股票不被人看好了，而是因为大批投资者需要出售其他股票来购进铁路公司的股票，相比之下，他们更看好铁路公司这只新股。
这是正常的现象，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时候，许多同类型的中国概念股都纷纷下跌，最大跌幅高大十几个点，就是因为投资者在筹集资金购进新股所致，相比铁路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市中显然比重更大，几乎影响了所有的股票，而跟铁路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几家航运公司股价更是跌破了三分之一。
但总体来说，股市规模还是膨胀了五分之一，显然有新的大笔资金入市，规模高达10亿两之巨。因此说29年夏天上海股市跟天气一样炽热毫不夸张，但跟股市一样炽热的还有政坛。
因为这又是一个大选年。
潘训、米青和李富安，这富强党三驾马车齐齐出场，同场竞技。
中国政坛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两党制，不是宪法规定只能两党，而是其他党派都不具有竞争力，就好像中国目前没有挑战者一样，其他党派根本就不来竞争，所以富强党一次可以推出三个人打擂台。
美国因为两党旗鼓相当，所以都要全力以赴，两党各自退出一个竞选人，目的是为了集中资源全力支持本党当选，于是他们还要进行一次党内选举，选举出候选人，而中国不需要这一步，即便强行推行，恐怕潘训这样的政客如果失败了，他还是会强行自己初选的，总之同样的制度，不同的国家来玩，结果是不可能一样的。
杨潮终于离开了西伯利亚，也来到了上海，借口是处理铁路公司上市事宜，可其实他真正关心的还是大选。
最让他头痛的是潘训又一次竞选了，杨潮可是有些担心中国出现终身总统这种情况，美国人没有这种情况，不是美国宪法有规定，而是华盛顿等人的自我约束，华盛顿当年拒绝第三次参选，也是给后代总统订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没人打破这个规矩，所有人都很自觉的当完第二任就滚蛋，无论他有多么成功，也不会再参选，比如原本历史上的柯立芝。
而其他国家就不这么玩，比如后世的俄罗斯联邦，哪怕宪法有规定不能连任两届以上，普大总统还是可以玩总统总理的轮换游戏，始终把持国家政权，这不是一种好的政治生态，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
这是一个笑话，既然想玩美式，那就好好玩，所有的制度其实都一样，只要遵循规矩，没有玩不好的，中国人又不比美国人笨。
所以杨潮得严防潘训再次连任，哪怕潘训是这些年培养出来的难得的政治家，具有现代思维和传统道德伦理的绝佳人选，可杨潮依然不愿意他连任第三届，宁可接受他隔一届之后再次出来当选，也不能让他第三届连任，否则他可能就会当选第四届，第五届，成为终身总统，从而给后面的人留下一个坏印象，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连任失败者不甘心失败，然后通过其他手段上台的，比如兵变。
因此杨潮道了上海，还跟潘训的两个竞争对手，分别秘密会面。（。）
第五百四十节 支持谁（）
米青和李富安同时出选，是他们看到了机会。
潘训上次之所以能够连任，是因为突然发生的中美冲突，让他得到了广大的民族分子的支持，但是经过四年时间的消磨，这种民族激情已经消磨干净，这几年中潘训有没有特别吸引眼球的政绩，他虽然始终热衷搞教育，但这几年政治力量对比，已经不是几万个老夫子就能决定结果了。
教育虽然是一个惠及全民的事业，可却是一个水磨工夫，需要的耐心的培育和积累，百年树人或许夸张，但百年树校却并不夸张，要建一所世界名校，没有个百来年的积累，是很难达到的。
所以中国目前普及了基础教育，大学却只有50所，大学在校学生不到15万人，而其中负有世界名誉的大学，目前还真的找不出来，最好的大学还是德国人当年在青岛建立的几所大学，最好的大学教授，依然是从德国聘请来的大学教授，毕竟不能指望茅以升这样30来岁的年轻博士，能够拥有普朗特这种大师的水平，他们起码要浸淫个几十年，等他们到50多岁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大师，中国那时候才有可能涌现出一批世界名校。
因此这次是潘训最为虚弱的时候，但执政期间的经济繁荣，还是让他有大量的拥趸，比如很多经济界认识都认为，这些年的繁荣，是跟潘训始终执行的缩减开支政策分不开，潘训通过裁军，第二个任期的四年中，将中国国防军数量降低到了100万人，军费开支缩减到了最高峰的三分之一，同时又通过变卖政府资产和土地等方法。偿还了上百亿政府债务，将政府负债水平降低到了30亿两，已经跟每年的财政收入持平了。
共和国的财政收入并不算多，相比这么庞大的国家，30亿确实少了，但这只是中央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每年还能收到差不多50亿的税收，作为一个地方势力强大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难得了，这其实也算是潘训这几年的一个政治运作结果。
要知道他上任之初，中央财政跟地方财政相比，只占到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当时中央和地方基本上是二八分成的。
潘训通过十几次国会的激烈争斗，才通过了多项财政措施，将财政分配比例提高到了现在的3比5。一个政府最重要的只能就是收税，能收上税也是证明一个政府良性运转的一项重要标志，大明当年灭亡就是因为地方拖延税收，堂堂世界第一富国，税收收入跟同时期的英国差不多，而当时的英国还只是一个吊丝国家，还远不是日不落帝国呢。
同时能提高自己掌握的财政实力，也是一个政客能力的体现。这一点上潘训十分合格。
但即便以潘训的能力，也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的国会依然是地方势力的代表，这不奇怪，美国国会同样是各地利益的代表，可既然都是地方势力的代表，那么就天然排斥降低地方财政实力的政策。
潘训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的。
第一是改革税制，通过多轮投票通过了将全国性企业的税收交由中央。而将地方性企业的税收留给地方的法案，通过这个法案，铁路公司、制盐公司等大型企业的税收成了国税。
潘训给国会议员的理由是，各地为了税收争斗不休，各自出台了许多争锋相对的政策。比如各地纷纷提高食盐这种必需品在各地的消费税，还呈现出互相抵制的态势，产盐的四川倾向于少税收，可临近的湖南、湖北则倾向于多收盐税。
产煤的北方对南方对北方煤炭收重税很不满；南方则对北方省份对茶叶销售的税收税率颇有微词。同样生产钢铁的山东和东北、上海和广东，都对对方的钢铁产品进入本地十分不友好，出台了许多小动作来限制。广东为了将自己的荔枝卖到北方，就对南洋来的同类产品进行限制，向广东的专门运输南洋荔枝的运输公司收取特别税收。
等等不一而足，各地的官司没少打，在国会中争斗不休。
潘训就利用了这种矛盾，才通过了跨省性的企业都归中央直管的法案。
这个法案的通过，让大企业的税收基本上都归了国库，因此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
当然地方议员不是傻子，很明显山东这种大型企业最多，受损是最大的，因此是坚决的反对派，联合了上海、广东和东北的势力抵制。
但潘训则游说了西部和内陆的大批省份对抗。
跟人们印象中不同的是，在一个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