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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岭南省份的目标一致不同，北方省份的态度十分矛盾。有些议员倾向于不介入，有的议员倾向于尽快介入，甚至同一个省的议员都无法达成一致，因为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比如山东籍议员，有的背后站着的是正在向苏俄大量提供机器设备的设备制造商，有的则代表分享到军工生产利润的军功企业，在比如临近西伯利亚的蒙古和东北地方，有些议员坚决反对介入战争，因为他们更乐意看到西伯利亚被苏俄占领。那样来自西伯利亚的羊毛等产品就不会对蒙古高原上的同类产品造成影响了，可同样是蒙古的议员，代表经营跨境贸易的就非常反对让苏俄兼并西伯利亚，那样他们以后就无法跟这个地区做生意了，此外还有自身比较激进的，有比较温和的，有对沙皇同情的，有对苏俄认可的，复杂到了极点，所以国会几乎天天讨论，却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
如此复杂的局势，让李维诺夫十分头大的情况下，也感觉到很庆幸，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如果想要介入战争，没有长时间的扯皮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政府必须说服那些跟苏俄贸易获利的利益集团，必须说服那些对沙俄排华有恶感的民族主义集团，要说服想要取代西伯利亚石油供应的南方利益集团，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
可正是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苏俄必须小心翼翼，所以他们才不敢冒险切断铁路线，让中国人得到一个介入战争的借口。
李维诺夫也不打算切断这条线，甚至哪怕苏俄占领了这里，也可以利用这条线运输机器设备，同时向中国出口石油和矿产，他们攻击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这里的财富，如果不是这里丰富的物产资源，他们才不会在工业计划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迫不及待的跳入这个坑中。
但是李维诺夫认为，苏俄不切断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铁路线，是一种善意，中国也有道理回应这个善意，他照会要求中国停止向沙皇政权继续提供军火，可国会中大批议员反对，还拿出自由贸易说事，苏俄说服了一些工人意识的议员为他们说话，表达军火禁运是国际公法中的中立国责任，中国理应遵守。
但那些代表资本家利益的的议员则蛮横的表示，他们不知道什么公法不公法的，他们只知道一旦停止生产，上千万工人就会失去生计，他们的老人无人赡养，他们的孩子无人照顾，将陷于饥寒。他们还无耻的表示，为了以示公平，他们决定向苏俄提供相同的武器装备，只要苏俄付得起钱，他们绝对不会禁止出口。
中国的军火质量是好，他们的技术来源是德国，现在还优于德国，在许多技术产品上，他们都有独到的技术，比如一些高强度金属的技术储备上，他们几乎是世界第一（杨潮提供了几十种配方），以这种需要高投入、长时间开的金属材料为基础，中**火质量优良，尤其是那些重量轻，口径大的迫击炮，让苏军这段时间吃尽了苦头。
如果有钱，苏俄当然也不拒绝加强军备，可是他更倾向于自己生产，倾向与直接采购机器设备建立兵工厂，直接采购高昂的军火，那对苏俄太奢侈了，已经搜刮到要饿死人的地步，怎么可能舍得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呢。
所以尽管苏俄军队装备差点，也不过是多死一些人而已，在高层眼中，人命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史达林说过，死十个人是严重的事故，死一千个人不过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
所以花钱买军火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中国人提出的所谓公平，简直就是强盗逻辑。
“要不要用贸易来威胁他们？这种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贸易还是很看重的。”
大使非常谦卑的询问李维诺夫。
李维诺夫瞪了一眼部下：“你的脑子是怎么长的，记住我们的核心认为是阻止中国介入，其他都可以不考虑。你以为他们到现在为什么没有介入，还不是因为我们将三分之二以上的机器设备订单都交给了他们。他们不敢冒险让我们撤走订单，那样他们就得有几百家工厂破产。可是一旦威胁他们，中国人你还不了解，要面子到死的民族，一定会为了面子跟你拼命的。”
“那就任由他们现在这样，一边从我们手里赚更多的钱，一边还卖武器给沙皇伪政权用来残杀我们伟大的战士？”
大使觉得实在是太过屈辱了，这种屈辱就是沙皇时期也未曾有过，倒是工人当家的苏俄已经不止一次面对了，第一次是弗拉基米尔跟德国签订的割让大片国土的布列斯特条约，第二次就是现在了。
李维诺夫抚着额头痛苦道：“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跟他们做生意，他们肯定介入战争，禁止他们向沙皇伪政权出口，他们同样能找到介入战争的理由。我们现在就只能看着他们这样，因为他们手里有枪。”
是的，手里有枪，才能做现在的生意。
才能让中国的大量工厂，一边给苏俄制造机器设备，他们还不敢拒绝，还得千方百计的将更多的订单交给中国，一边还给苏俄的敌人提供武器，苏俄还不敢干涉，就好像后世的一些小国只从美帝购买价格昂贵的军火，而不敢购买中国更为廉价的同等级武器一样，因为美帝提供的不止是军火武器，还有一种隐含的政治保证。
杨潮用了三十年时间，终于让中国也有资格像美帝那样，拿着枪做生意了。（。）
第五百八十七节 宠物狗和野狗的世界观（）
第27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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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枪做生意的好处显而易见。
大量的军火物资不断生产出来，大量的工人得到工作，不止是兵工厂的，工业体系是一条锁链，是一张网，兵工厂开始生产，需要原料，那么钢铁厂就开始运转，钢铁厂需要铁矿和焦炭，煤矿、炼焦厂开始运转，铁矿、煤炭需要运输，航运甚至造船业也能得到利益。纺织厂开始生产军装、被服，缫丝厂、纺纱厂受到利益，然后是蚕农和棉农得到收入。
所有的工人都得到了持续的收入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消费，收音机、电话机、自行车、汽车都会进入他们的采购名单，当经济滚动起来，这张网就开始扩张，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期就到了。
不过还没有那么容易，只是一次小小的刺激，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还不可能就此开始恢复繁荣，除非是世界大战那样规模的战争，否则是不可能让世界经济再一次回到繁荣期，依然会在萧条中挣扎许多年。
这就是自由经济的烦恼，要享受效率，也要承受萧条。
苏俄经济模式就不存在这种烦恼了。
一切按照计划来。
计划则是人制定的，所以归根结底是要控制住人，控制人的方法统称为权术。
史达林从来跟弗拉基米尔不是一路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那种精神洁癖他完全没有，只要能达到目的，他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当年为了给苏维埃筹款，他多次抢劫过银行，行径比上海的青帮更为恶劣。
史达林在弗拉基米尔死后又维持了几年的新经济政策，当苏俄经济彻底恢复到战前后，他立刻就着手推行大经济建设，工业上采取的是计划模式。农业上开始推行集体农庄制度。
29年，史达林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然后派出了两万多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号称‘二万五千人大队’，到一个个农村去做动员，这些人工作效率极高，用了一年时间，就将一半的苏俄农民赶紧了集体农庄。
这些‘专业’人员的手段确实很专业，通过将120万户‘富农’当做典型流放到北极圈。或者公开枪决，很容易就让其他农民‘自愿’加入了集体农庄。
由于他们太急于求成或者上面逼的太紧，结果导致了非常惨烈的内耗，老百姓在加入集体农庄之前，就大量屠宰自家的牲口，因为牲口以后就不再是自己的了，于是苏俄农民在集体化运动中，屠宰了三分之二的马。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85％的羊。
大牲口的损失。本来就会让没有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效率大大降低，大集体制度下失去了劳动激励后，普遍的偷懒让耕种质量也会大大降低，同样的播种，过去富农会把庄稼当做祖宗一样伺候，而现在的集体农庄职工随随便便洒上种子也就完事了。
本来失去了最懂得耕种的富农。耕种质量就已经降低，加上集体制度下的怠工，生产流于表面，这些情况苏俄高层不可能不清楚，史达林很快就知道了结果。但他并没有思考深层次的原因。
于是史达林想过要缓和，真理报当即批判了两万千人大队在农村的工作，违背了‘自愿’原则，开始允许农民脱离集体农庄。
史达林太乐观了，他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自愿加入的，只有小部分才是被那些积极工作的同志用错误的手段请进去的，结果他猜错了，当政策公布之后，大量农民离开集体农庄，秋收之后，更是基本上都要走光了。
史达林这个政客明白，他是被底下的人蒙蔽了，不是少部分人被强迫加入，而是所有人都不是自愿加入的。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进行改良，而是改变了他之前的政策，不再允许农民脱离集体农庄，并且开始强行推行集体化，他提出了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史达林不在幻想，明白他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
可是明知道自己的政策不得人心，为什么还要推行呢？是这个人残忍吗？
不，这不是道德层面的，就好像后世的某国明知苏俄的历史教训，还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