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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法子才是。
从这开始，阎锡山一有空闲就拉着陈敬棠、陆近礼以及晋绥方面的有关人员研究对策。在借鉴、消化人民军政策的基础上，总算捣鼓出一套阎锡山认为可行的方案来。
7月29日，阎锡山在太原讲演，宣称防共的根本办法是实行井田制及农民武装自卫。其后，在9月8日，阎锡山在太原讲演时，又进一步提出“土地公有权为澈底防共之法。”
阎锡山的这种说法，实在让南京当局的要人耳目一新。一些人甚至私下嘀咕：“这阎老西莫不是被赤化了？”就连老蒋心中也有些诧异。
当阎锡山专门呈文南京，希望同意在山西实行土地村公有的试点时，老蒋看完有关资料后虽然同意其所请，但也叹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阎百川身在太原，距离共党、人民军近，就想学人家。这想法不错，但恐怕是推行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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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明修栈道（一）（）
第十八章：明修栈道（一）
通过阎锡山上报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及说明》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老蒋看的很清楚：**能实行土地**，靠的是消灭地主、富农，也就是依靠大棒；人民军则通过镇压有血债的地主恶霸震慑了其余地主乡绅，同时，又以红利、免税等吸引地主乡绅让出土地，减轻了阻力，是大棒加胡萝卜，这便使得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政策能够顺利推行。
但**和人民军的政策却难以在南京政府治下推广。原因无他，南京当局及其治下的各省政府和军队中，大多官员家里都置办着或多或少的田产。南京当局或者阎锡山领导下的山西省要想推行土地村公有，势必触动那些家有田产的各级官员切身利益，而这些遍布朝野内外、从上到下的大小官员就是新政策推行的最大阻力
这些政府官员明了政府的财力窘迫情况，用免税、红利等说法根本就打动不了他们。至于强行动武，那连想都不用想，别忘了，有不少地主出身的军官或带兵或身居高位，硬来的话，恐怕这些人就会先反了。
实际上，当初孙文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所谓“民生主义”就是希望能通过一定方式收取地主阶层手中土地，但“民生主义”从提出来后，任凭孙文及其党羽鼓吹，国内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根本就不买帐。即便后来广州政府一路北伐，也不敢过于触及地主阶层的利益，仅仅提出了个后门广阔、弹性十足的“二五减租”来。有这样的前例在，阎锡山要想实现土地公有，谈何容易
当然，阎锡山也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这从他只提出土地村公有而不是国家公有或其他公有方式就可见一斑。不过，阎锡山还是低估了山西地主老财们对土地那种根深蒂固的执念。
政策再好也要靠人来推行，在没有外力强制推动的情况下，要那些各级政府官员和乡间作威作福惯了的地主老财们主动把土地等产业上缴，那真是拿钝刀子割他们的心头肉
在官员和地主们看来，阎锡山愿意把他自家土地拿出来，除了阎老西现在身居高位用不着从土里刨食外，还因为土地村公有并由村公所出面管理后，最终的利益还是落到了阎锡山这个山西王手中。这在实质上不过是左手换右手罢了。如此结果，又怎能让那些大小官员和地主们心服？
官员和地主们相互勾结、阳奉阴违、办事拖拉之下，阎锡山所谓的土地村公有政策，从一开始推行就走了样。无权无势的乡间小地主成了这一政策中利益受损的主体，而那些高级官员和有势力的大地主则依然逍遥。不说别的，就拿太谷孔祥熙家族来说，就是阎锡山惹不起的。再加上不好触动其他山西籍的高级政府官员、将领的利益，土地村公有政策推行得非常缓慢。对此结果，阎锡山也无可奈何。到后来抗战爆发，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也便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事实上，到35年7、8月份的时候，阎锡山的虽然在关注土地村公有，可同时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引发国人怒潮的华北事变，特别是何梅协定披露后的华北局势上。
华北事变是35年日军在华北同中国政府和军队一系列冲突事件的统称。在日军尚未对宋哲元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之前，最让国人感到愤懑、屈辱的是35年1月中旬的察东事件、35年5月份的张北事件、河北事件，以及与张北、河北事件密切相关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在察东事件中，南京当局被迫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
在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就解决张北事件达成《秦土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为：
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
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
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这一协定比后来书面确认的何梅协定的条件更苛刻，更使得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丧失
而在解决河北事件过程后，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此前日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接受日方无理要求。
但实际上，何应钦7月6日的复函不过是对日方无理要求和中方妥协退让的有关行动加以书面确认罢了。这从6月份南京、北平方面的一系列行动中就能看个清楚：
6月4日，何应钦于免除了因对日持抗争态度的蒋孝先、曾扩情两人的职务；
6月6日，南京当局又免除了反日情绪强烈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职务，改派其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6月8日，何应钦手谕严密取缔平津一带有害中日邦交的抗日团体，其中包括蓝衣社；
6月9日，中央军宪兵第三团离北平南撤；
6月10日，南京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议重申禁止排外排日令，撤退河北省内党部、中央军、于学忠军部东北军。上午10时由汪兆铭将会议结果电告何应钦。而何应钦则在下午6点，遵照南京当局决议，口头答复日方：
1。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已于今日下令，即日起开始结束。
2。五十一军已开始移动，预定自11日起用火车向河南省输送，大约本月25日输送完毕，但如因车辆缺乏，或须延长数日。
3。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已决定他调，预定一个月运毕。
4。关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国民政府重申明令。
同时，何应钦又说明：第五十一军约在三天内撤离北宁沿线后尽快调离，其他事项也将确实履行。
从这种种安排可以看出，南京当局在事实上放弃了华北的主权，而所谓的何梅协定不过是对南京、北平当局这一系列媚日卖国行径进行书面确认罢了。日方在得到何应钦书面回复之前，其侵略要求就已通过南京、北平当局此前的行动予以满落实
同日方达成妥协，不管是南京当局还是何应钦本人，都不希望这种屈辱协定被披露给各界公众，那实在太有损党国形象了。不过，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中央军、东北军、宪兵团等机构陆续撤离华北，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免职他调，这一系列行动根本就瞒不过世人的眼睛
当何应钦对日交涉内容被报界陆续披露后，西北人民广播电台于7月29日发布了题为《推翻卖国政府，团结抗日》的授权声明：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固然由来已久，但其由东北而至华北、日见增大的胃口却完全是被南京当局步步退让的妥协、纵容给养大了可以预见，日军在华北的侵略步伐必然会因当局撤退华北兵力的纵容而加快，今后的胃口势必会更大今日是平津、河北，明日很可能就是整个华北进而势必发展成全面侵华
形势发展至此，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然不可避免南京当局希冀以妥协退让等卖国手段换取一时苟安的迷梦也终将有破碎的一日
同胞们，形势已经险恶至此，让我们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投敌卖国政府，实行全民族抗战，破除一切侵略者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奴役枷锁，收回失地，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和民族独立”
随后，民众社又在西北发行的《民众日报》上刊登了主题为《从孙文中日盟约到何梅协定》、副标题为《评南京当局卖国的一贯性》的长篇社论。
在这篇社论里，先是从1907年孙文在日本收取日本政府资金，不经同盟会内部商议而擅自离开，进而引发同盟会内部分裂谈起。阐明当今国民党是由同盟会中孙文党羽发展而来，但同盟会却并非国民党，将两者严格区别开来。
随后，引用梁启超曾经对孙氏的评价：“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
接着，就是对孙氏生前各主要活动时期予以说明和评论。其中，重点对孙文的《中日盟约》、《孙越宣言》等勾结外国势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行径做了说明和评论。当然，也少不了涉及孙氏及其党羽抹杀其他**团体在建立民国上的功勋，以及其武力排斥异己、戕害**同志等问题。明确指出光复会陶成章的被害是孙文纵容或默许陈其美指使杀手所为，而当年的杀手现今却在南京当局身居要职
社论指出：孙氏生前“民主”、“共和”口号喊得山响，但在其成立的政党内却要求自己的同志对其宣誓效忠，一副**面目孙氏身后却被冠以“国父”之称，更葬在皇陵，纵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