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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古语云“法不责众”。但朱元璋先生不信这一套，他下令：该杀的都得杀！
实际运行结果如何呢？洪武十七年（1384年）的夏税秋粮，五府州真正实现了全免，没有一粒粮食提交至国库。
当地官田名下还有几十万亩，地方官僚也没有忘记对官田减半征收。那么让人感到『迷』『惑』的是当年征收的粮食又跑到哪里去了？是用于填补历年亏空，还是上下级官僚层层瓜分了呢？
吴庸等办案人员认定的结果是，当地官吏张钦等勾结户部官郭桓等，将其作弊私分了。
这是首都周边，发生在皇帝眼鼻子底下的事情。还有稍远一点的地区——浙西地区，揭『露』出来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一块原来是张士诚的地盘，包括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当时称为“浙西四府”，是帝国最为富裕丰饶的地区。
明初单独划出建立了新的浙江省以后，所谓的浙西四府却被划在了直隶省（永乐以后叫做南直隶），与浙江省没有关系。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了平衡地方财政，才把直隶原属的嘉兴、湖州二府改隶浙江省管辖。在此之后，把苏州府、松江府（今上海）、常州府三地算作是浙西，《大诰》中的浙西即指此三府。
第23章 空印案是一场小事故（3）（）
当时的苏州府每年向国库交粮280万石，松江府年交粮120万石，常州府年交粮50万石，三府合计450万石。全国则是2940万石左右。仅苏州一府，就比浙江全省交纳的275万石还多。就是这么一块富甲天下的风水宝地，郭桓等人上上下下忙活了一年，就从这三府收上来60万石粮食，其他的是大明宝钞80万锭。
如果按时价结算，80万锭可折合相当于米200万石。即便这样，也只完成定额任务的58％，还有190万石的巨大缺口在那里摆着。收不上来的粮食，可是账目上需要填平。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负责的官吏只有涂改数字，同时用钱来打通上下关节。
如此一来，作为户部负责人的郭桓接受苏州府等地贿钞五十万贯。他伙同府县官黄文等人，以及实际办事人员沈原等人涂改数字作弊，随后将50万贯银子私下瓜分了。
我们来给郭桓等人算个帐，看看他们直接私分的50万贯相当于今天多少钱，而450万石，190万石，2400万石又分别值多少钱呢？按照当时兑现标准，宝钞五十贯为一锭，50万贯等于一万锭，而一万锭可买米20080=2。5万石，一石米约折合今天140斤，那么就是350万斤。按照2011年的超市大米价格3。00元斤计算，这笔钱相当于1050万元人民币；就是这样一笔巨款，就这样被这帮人私吞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家损失了多少？190万石，按照2011年米价算，就是190万x140x3元=7。98亿元人民币！贪污受贿一般都是这样，以个人之小得，国家之大失而告终。那么我们顺带算一下，明朝洪武时的年财政收入，2940万x140x3元=123。48亿元人民币。
郭桓等造成的亏空是2400万x40x3元=100。8亿元人民币。这样一个天文数字，怎不令人心惊肉跳。
郭桓一案中的2400万石的所谓亏空，就是这帮胆大妄为之人浮夸出来的。朱元璋在事后也只是无奈地认下缺额为700万石，其他1700万石只是浮云。既然是浮云那就不曾真的存在过，如果非要『逼』问那些数字从何而来？那么就让它存在于户部的糊涂帐上吧。既然郭桓、王志、麦志德等京官贪污受贿是祸源所在，那么地方官科敛也是罪责难逃，苏州粮长们滥收费用更是板上钉钉。至于地方上浮夸出来的虚假产值，朱元璋也就不再去刨根究底了。他也知道，如果非要一查到底，那么最后自取其辱的只会是他这个帝国的一把手而已。
等到郭桓案尘埃落定，中央各部机关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扫厕所的清洁工，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样一幕场景，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我们经常会羡慕那些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认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什么好处，领导会第一时间考虑到你。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近水楼台固然可以先得月，但同样也要承担月亮惹的祸。
郭桓案中，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中央官员最先倒在了朱元璋掀起的肃贪飓风之下。地方官员最终也难以逃脱朱元璋亲手编织的既不疏，更不会漏的超优质渔网。朱元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索一路严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贿者。这条线索其实就是帝国官场的灰『色』生存线，每条线又有若干分支，从京官、地方官，直至粮长。
最终的结果令所有人都震惊，大明朝竟有十二个省级官员涉入郭桓案，而这却是帝国的全部省级官员。面对这样一个结果，朱元璋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再一次举起了那把令所有帝国官员都为之胆寒的血腥屠刀。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案中，从六部各个副部长往下，到地方各级官吏，牵涉此案而死者，达数万人之多。全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被这个案子『逼』至绝境，直至破产。
朱元璋列出的这张人头订单酷烈到如此地步，其中受冤枉的官员不在少数。当时就有人跟朱元璋说到这个事情，但朱元璋不以为然。
按照朱元璋的说法：各个衙门祸害百姓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对老百姓多一点恻隐之心，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如果能够拒绝在横征暴敛的公文上签字；能够阻止贪官们的行为；或者用密奏把事情告诉我……他们如果这样做了，我还不分轻重一视同仁地惩处他们，那我确实是在枉杀无辜。可是，每次那些帝国蛀虫们在横征暴敛时，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阻止的行动，这种权力上的不作为，把他们和贪污犯一起治罪，还有什么冤枉可喊的？
朱元璋的话虽然说得漂亮，可他处罚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方式过于极端，。
第24章 贪和不贪都是大问题（1）（）
杀了那么多官员，几乎将整个帝国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给整破产了。朱元璋借着郭桓案，将自己的帝国来了一次上上下下的大清洗。在他看来，制度这种东西要保持它的新鲜度，越洗越健康。尽管每一次清洗，朱元璋都要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金字招牌，可这些案子也确确实实损害到了帝国的统治基础，也同时伤害到了全国士子阶层们的心。辛辛苦苦捞个一官半职，最后还是受到牵连身首异处。
他们虽然不敢说朱元璋的不是，但对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理此案的审判官们，却表现得群情汹涌，议论鼎沸。朱元璋也发觉到了这个案子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于是赶紧出来收拾残局。
第一步就是下手诏列举郭桓等人的罪状。这其实是朱元璋在强行给案件定『性』，最高领袖定了『性』，下面的人就不敢再『乱』嚼嘴皮子。郭桓案确实存在贪污，但若说金额巨大到可以地抵得上国家一年的收入，规模巨大到牵涉全国部级以下所有官员，牵涉全国所有“中产阶级”，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郭桓只是户部的一个副部长，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刚刚增设了锦衣卫的背景下，竟敢贪污如此巨额的国家收入，本身就很让人匪夷所思；朱元璋的特务网络遍及全国，许多官员白天贪污，晚上就被揭发，郭桓却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私吞几个省的公粮，这也不正常；更何况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成百上千万石的粮食没有按期入库，难道朱元璋自己竟会没发现，还需要等着御史来揭发？
再者，这种贪污大案参与的人是越少越好，如此既能保证安全，也能确保收益集中。郭桓贪污国家的公粮，却居然放肆无忌地和礼部、刑部、兵部、吏部、工部各个部门一起分工合作，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所以这绝对是一桩经不起深究的案件。虽非冤案，但其中必有许多朱元璋不希望被抖『露』出来的内幕。
所以朱元璋赶紧下达手令，及时宣布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终审定『性』。他说，郭桓等人总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我现在追赃，只要求追出来700万就算了。追700万，有中产阶级破产，你们就这样议论纷纷，真要认真起来，我其实还该追赃2400万呢。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朱元璋终归觉得一定程度的妥协还是必要的。所以他又做了第二步处理：进一步扩充自己那份巨大的人头订单。这次进入朱元璋黑名单的，是负责审理此案的一批审判官们。
于是负责此案的国家最高检察院副院长吴庸，就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是磔刑——所谓“磔”，就是把肉一片片地割下来。吴庸先生的名字取得不好，他其实很有用，连死都极为有用，朱元璋可以用它来平息众怒。
办完了这两件事，朱元璋随即下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到这里已经结束，以后不再追究。
朱元璋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了，可事情还远没到它应该结束的时候。
在郭桓案中，龙江卫的几个仓官，因为参与盗卖官仓里的粮食，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就是在他们脸上、身上刺上耻辱的印记，挑断脚筋、割去膝盖后，仍旧留在仓库里看管粮食。然而，还不到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里去放粮，早晨发出200根放粮的筹码，到晚上竟然收到203根。进士责问之下，发觉是上次受了刑的仓官康名远不思悔改，私自偷出放粮的筹码，转卖给几个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用来盗支官仓里的粮食。
朱元璋听说了这个事情后极为感慨，他说：“朕以为那些挑脚筋、挖膝盖的刑罚已经够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