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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朱元璋，肯定会有张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实现推翻蒙古元朝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的政治策略。
左手偏执，右手妥协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六个人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为侯爵，并赐给了大量的土地，同时颁有免死铁券。如果本人或其子孙获罪，还可以免死数次。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道象征着荣誉和功勋的免死铁券日后看来，却仿佛成了一道道催命符。尤其是在洪武朝中后期掀起的那一场接一场的血腥屠杀中，那些像中六合彩一样得到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部有幸卷入其中。
朱元璋在这场权力运动中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天下人言而无信之讥。
在朱元璋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璋在这里预先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
有了这样一个事先埋下的伏笔，后来的大开杀戒也就有了随其自然的理由。
在这次受封人员中，李善长是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晋封公爵的。其他受封的公、侯则全部是来自于武将集团，由此可见李善长身份之特殊。
朱元璋为了将皇室与功臣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还通过联姻的手段夯实帝国的权力底盘。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徐达、冯胜、蓝玉之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
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方式确保那些开国功臣进入和平年代后的忠贞度不减，以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使大明江山能够传祚无穷。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股份制公司，用股份将这些权力股东栓在帝国的裤腰带上。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而甜美的政治婚姻就宣告结束。“飞鸟尽，良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难以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盗梦空间的陀螺一直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圈，作为局中之人挣扎得越厉害，没顶的几率也就越大。每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无可幸免地迎头撞上，朱元璋的朝代也同样不例外。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颁布《洪武青花执壶铁榜文》，对帝国文武官员要严加戒饬，并且在其中严厉指责部分有功之臣在新的时代里放松了个人世界观的改造，干下违法『乱』纪之事。这可以看作是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们发出的一种警告，同时也传递了君臣关系趋于紧张的一个信号。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璋又先后炮制了《资世通训》和《臣戒录》等训诫『性』的制度。
在这些颁布的制度里，朱元璋逐步褪下温情的面纱。他警告那些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帝国官员们。你们不要自恃功高就不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如果你们对我不忠、逾越礼制，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功臣们虽然嗅到了帝国的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可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时候朱元璋已经在心中将无形的屠刀缓缓地举起。从无形到有形，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朱元璋与那些功臣的关系，说他们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朱元璋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派发高薪给功臣们，同时让他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朱元璋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当然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皇权独大，这些开国功臣们不要动不动就生出异心，更不要想去造反。
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行业。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将功臣造反问题放在重中之重。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疑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很致命的逻辑，因为这种完全靠内心推理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第5章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2）（）
新朝刚立，朱元璋就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不应该算是同辈中人。
李善长并非是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为政以德”那一套过于温良恭谦让，不足以为政治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
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裁决如流的相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
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财富王国。
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普世的家国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
儒家推崇的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其头脑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主义。
帝国建制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人『性』在这种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那是一件让人多么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唯马首是瞻，可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如果遇上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他们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当然这是宰相的想法，可是朱元璋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宰相们分明是在钻制度的空子，故意在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瓜分皇权。
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
正如朱元璋所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他还说道：“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
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察，三大机构的领导者要同时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运行当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则要稍逊一筹，只能算得上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
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可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眼前的幻境冲昏头脑。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之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了个罪名扫地出门。朱元璋将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是淮西出身，对于淮西集团内部人士有着强烈的护犊之情。在李善长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也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就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
战争年代，权力者需要乡人的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