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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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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的想法不谋而合。皇帝龙心大悦,自然少不了一番嘉奖。嘉靖皇帝将其调入翰林院,为侍读学士,也就是专门陪皇帝讲读经史。

    夏言是个外形俊朗,气度不凡之人,极具个人魅力。作为一名侍读学士,他讲读经史声音洪亮,一口标准的官话(北京方言)。嘉靖皇帝喜欢听他讲读经史,每次授课结束,皇帝都会赐其茶饭,神情之中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夏言的表现与前面张璁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两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的高手,知道如何投其所好。

    “大议礼”事件的爆发,使得嘉靖皇帝与廷臣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大议礼”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但明世宗对此仍耿耿于怀。他急于想在礼仪制度改革这件事上再做些文章,为自己纠结于此找到一条合法的通道。也就在这时,夏言上疏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嘉靖皇帝在接到夏言的奏疏时,内心也是激动万分。

    其实改变祖制这种事,历来就是讨好新君,惹怒旧臣的事。新君为了标新立异,证明自己是个有两把刷子的君主,往往会在旧瓶子里装一些新酒,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新究竟是新在何处。夏言的这道奏疏虽然赢得了世宗的欢心,却引起了朝中诸多大臣的反对。而在众多的反对者中就有“大礼议”事件中的先锋派人物,此时的内阁首辅张璁。

    张璁是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政治盟友,可在“天、地分祀”这件事,他却和皇帝唱了反调。当初在“大礼议”事件中结盟皇帝,是为了能够跻身权力高层;如今与皇帝唱反调,张璁是担心夏言借着“天、地分祀”这件事上位,以达到权力分润的目的。

    张璁无法接受夏言与嘉靖皇帝在这件事上一个鼻孔出气,他将夏言视为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张璁决定出手,他指使詹事霍韬找机会诋毁夏言,使其在皇帝面前失去信任。

第58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2)() 
嘉靖十年1531七月的一天,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造访太常寺卿彭泽的府邸。在这次不请自来的造访中,薛侃交给彭泽一份文稿。因为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薛侃才会主动上门请教。这份文稿是他准备上疏给皇帝的,其中内容涉及到明朝皇帝的禁区——继嗣问题。

    疏中的内容就是劝嘉靖皇帝早日确立皇位接班人,要知道此时嘉靖还没有一个皇子。嘉靖皇帝本人就是皇家继嗣问题的受益者,先帝明武宗断子绝孙才轮上他来当这个皇帝。

    当彭泽看完这份文稿的时候,,他从中捕捉到了置夏言于死地的杀机。薛侃、彭泽和夏言是同榜举人,薛侃是夏言的死党,而彭泽却是张璁的幕后同党。只要薛侃罪名成立,作为死党的夏言就难脱干系。

    彭泽带着这份文稿找到了张璁,经过一番密谋。张璁将抄录薛侃的文稿交到嘉靖皇帝的手中,并直指,这份文稿是夏言指使薛侃所写。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薛侃收监,命中央司法机关严肃查处此事,从重治罪。经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细致『摸』排,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他自己所写,彭泽指认夏言幕后所为,纯属栽赃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查明事情真相后,皇帝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其四品官服和俸禄,用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其官职也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如此一来,夏言与张璁这两大宠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那些在“大议礼”事件中敢怒不敢言的官员也趁机在这时候站出来弹劾张璁,张璁在朝中混不下去,只好打着提前退休(致仕)的旗号离开岗位。张璁并不甘心,虽然他后来又多次回朝想挽回败局,可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夏言在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地位与日俱增,已形成取代张璁之势。夏言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地位与声誉双丰收,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由于“大议礼”事件,官场的士大夫讨厌张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希望能够借夏言之手,向张璁讨回“大议礼”事件的欠债;另一方面,夏言谨慎低调的个人处事风格为自己赢得了市场。

    嘉靖十七年(1538),夏言不出意外地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为帝国的新任首辅。

    夏言是个权力场上的明白人,也懂得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在其担任内阁首辅之后,夏言还算是一个兢兢业业,随时为皇帝排忧解难的人。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这个『毛』病是有才之人的通病,那就是待人接物有一股傲气,这种人在官场上容易得罪人。就连在皇帝面前,夏言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姿态。当时在大臣中就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

    嘉靖本来也是一个极要面子的强势之人,这样就为君臣之间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而此时,夏言在权力生涯中的真正对手,已经在黑暗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施以致命一击。这个人就是明朝的重要权臣,擅专国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

    嘉靖时期,帝国先后涌现了四名内阁首辅,其中夏言和严嵩两人的任期时长相加起来足有20多年,整整占据了嘉靖在位45年的半数以上时间。由此可见,两人在明中叶的帝国官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人都是江西人,年龄也接近,夏言只比严嵩小了两岁。

    两人虽然都是帝国的文官领袖,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并非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夏言的籍贯是江西贵溪,隶军藉,祖上是靠军功博取功名。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隶匠籍,祖祖辈辈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匠人。

    严嵩的家族谱系与权力沾上亲,还要追溯到他的高祖父。其高祖父曾经做过省部级高官(四川布政使),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夏言的父亲夏鼎因为投奔在京城任军职的兄弟,才有机会留在京城读书,最后通过个人的努力捞取到进士的资格,派驻地方为官。夏言在京城一直长到十四岁才跟随父亲到地方,所以在他成人之后,能够说一口漂亮的京腔。

    两人混迹官场都具备相当高的天份,就出身而言,严嵩的起步显然要比夏言略占优势。严嵩二十岁的时候就通过乡荐(举人),几年后又考中进士,而且还是第二甲第二名(即第五名)。因此被朝廷以庶吉士的身份选拔进翰林院做编修。明代的翰林院实际上就是内阁的署衙,内中网罗了天下的许多科举人才,是朝廷的智囊团和书记处。在馆阁的日子里,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在馆试中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每每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

    夏言二十八岁中举,不久入国子监读书。一直到三十五才拿到进士资格。他的科举成绩考得并不理想,只能达到第三甲的水平。所以夏言刚进入官场只能在中央行政机关行人司当个办事员,后来才转到兵科给事中的职位。

第59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3)() 
与夏言所走的『性』格路线不同,严嵩的傲气是深藏不『露』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人相当低调。在外人看来,严嵩完全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甚至透着三分谄媚,七分奴颜。

    就在严嵩怀揣着政治理想准备在官场上好好打拼一番的时候,他忽然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返回原籍养病。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带着为皇帝祝寿的旗号重返北京。嘉靖皇帝诚挚地邀请严嵩留在京师,严嵩没做丝毫犹豫就爽快地留下了。严嵩留在京师之地,也就此拉开了严嵩混迹帝国权力中枢的序幕。

    在严嵩退出权力核心地带,返乡养病的十年时间,正赶上大宦官刘瑾权倾帝国之时。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扫『荡』后,严嵩北上顺天,才算正式宣告复出。在其复出的十多年之中,他先后供职于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而当时他的同乡,内阁次辅夏言已经成为嘉靖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

    虽然严嵩在年龄和科举资历都要超过夏言,但是在夏言面前,重返权力场的他还是摆出了一副后进晚学的姿态。在严嵩所著的诗集里,有不少诗句就是专门献给夏言的马屁颂。其中一句“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尽显严嵩向夏言讨好献媚的嘴脸。不过也由此可以反映出,在严嵩权力爬坡的过程中,夏言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夏言当时虽为次辅,但是他在帝国权力高层的影响力早已超过首辅,为嘉靖皇帝所信任和倚重。严嵩是个明眼人,怎能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正因为经过一番利害权衡,所以说他选择抱紧夏言的大腿也算是明智之举。

    严嵩要想在帝国官场一飞冲天,就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借势上位的机会,何况这个有势之人还是自己的老乡。其他人就是想攀这个高枝,还没有机会。

    有一次,严嵩过生日,他向刚刚荣升首辅的夏言发出邀请。夏言却退回请柬,不想出席。严嵩便长跪于夏府门前,将请柬举过头顶,口中『吟』诵内文。可见严嵩当时的攀附之情是何等的炽烈。尽管如此,夏言还是没有赏脸,严嵩只好怏怏而回。开席之际,严嵩毕恭毕敬地跪在为夏言预留的席位前,为没有赏脸而来的首辅献酒。

    这件事传到夏言耳中,夏言颇为受用。但这件事对于严嵩来说,恐怕又是另一番心境。

    对于正在权力爬坡阶段的严嵩来说,除了要摆平首辅这个官僚集团的带头大哥,更要俘获皇帝的心,投其所好。严嵩在58岁时撰成了《庆云赋》和《大礼告成赋》词藻华美,气势恢宏,用诗赋来讨好嘉靖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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