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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在一些官员的任命上，充分征求张居正的意见。在这些任命的官员当中，其中也有张居正推荐的人选。高拱在人事任免上征求张居正的意见，这等于是赋予了张居正一定的人事权力。如此一来，那些想要提拔重用的官员就会跑到张居正那里活动活动，大家都知道高拱是个不容易变通之人，很难做通工作。而张居正作为高拱的政治盟友，是个懂得攻守进退之人。
当时帝国的官场上流传着一些话，某某人得到职位，那是张居正向高拱推荐的结果。还有某某人为什么丢了职位，是因为高拱不满意，而张居正再三求情，可是高拱就是不听。无风不起浪，有传言的地方就有人心向背。
这个传言真真假假，那些受到提拔的人觉得张居正才是他们恩人；而遭到撤职或者降级的人，也对张居正心存感激。也就是说，好人都让张居正当了，恶人都让高拱当了。
张居正和高拱的分歧也正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官场内部开始流传张居正接受跑官人的贿赂的言论，高拱也是从别人口里听到的。其实这不难理解。即使都是权力高层，谁没有一些耳目啊？况且在那个时候，像高拱、张居正这种级别的官员，都当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副主考。既然如此，谁没有几个门生？
高拱虽然没有就这些传言作出针对『性』的措施，但是在态度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此以后，高拱也就很少再与张居正共同研究干部问题了。张居正是一位精算得失而后才肯出手的人，在他与高拱之间，他做过一个衡量。想轻易取代他的生死之交兼领导高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一点上，张居正非常清楚，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张居正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可高拱能够抓住的把柄实在是少之又少。
高拱是个才干超群的官员，在任期间政绩斐然。准确地说，明朝中期的改革实际上是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开始的。换句话说，隆庆时期实为大改革的始创期，也为万历时期的改革奠立基础和确定政策走向的关键『性』时期。由张居正总揽大权以主持的万历十年改革，基本上是高拱在隆庆时期推行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帝国官员中喜欢不喜欢高拱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高拱的执政能力。还有就是高拱的意志力非一般人可比，金钱美女糖衣炮弹是很难将其打垮的。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拱和隆庆皇帝的私人感情，皇帝对他的信任完全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
事实证明，君臣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人感情，既成就了高拱，也同样害了高拱。但是在高拱发迹之初，这种勾连关系是高拱的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本。不管官员如何看待，至少在隆庆皇帝眼里，高拱是个集人品、学识、能力、功勋于一身的文官楷模，是帝国百年不遇的大才之人。这是隆庆皇帝在公开场合说的话。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如此公开褒扬一个官员。可以说，这是帝国建制以来，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在隆庆皇帝的心目中，高拱作为一个帝国官员是无可挑剔的。
在皇帝心目中的高拱，与在百官心目中的高拱是截然不同的。高拱同时期的史学家王世贞在其所著的《高拱传》中如此评价道，“高公持正，而暗于事几”；“『性』刚而机浅”。也就是说高拱身上所表现出来刚『性』过头，柔『性』不足的个『性』让人不容易接近。
在与阁臣同僚相处的过程中，高拱锋芒毕『露』的傲慢常常会让人陷入难堪的境地。尽管他并无半点恶意，但这种『性』格还是会让人感觉到不快。这是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不应该具备的『性』格缺陷，也可以说是大忌。
高拱这一秉『性』的延伸便是其没有城府、不谙权术的表现。这样的人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很容易就会落入别人的圈套，遭人暗算。与『性』直坦率的高拱相比，张居正可谓擅于心计，老谋深算。
高拱既然是隆庆皇帝心目中的一哥，那么张居正就是其心目中那个最佳的副手人选。隆庆皇帝希望张居正能够做好高拱的助手，最好不要有其他非分之想。可张居正偏偏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要去实现。
如果我们非要找出高拱和张居正有什么志同道合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在张居正看来，高拱走得未免太远了。高拱要开海运，那闭关锁国的国策还要吗？一旦国门洞开，那帝国的权力系统就『乱』了套。张居正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表面上又不能公开反对。在张居正看来，高拱所采取的战略属于软弱政策，如果任其推行下去，必是养虎为患。而张居正本人却是真正的强硬派，他主张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内实行铁血政策来实现政治的稳定。
至于其他方面，比如高拱的施政纲领是把除弊放在第一位的，而除弊的方略，就是推行改革。推行改革的结果就是常常忽略“祖制”，这也是张居正所不能认同的。
基于以上因素，张居正下决心要整垮高拱，并且能够取而代之。唯有如此，他才能让自己的政治蓝图在帝国的版图上得到实现。
第67章 与狼共舞的日子（4）（）
帝国的权力中枢舞台之上只能留下一个人独舞，那些听上去很美的音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和谐。曾经可以畅谈人生理想，工作上互帮互助的朋友也将一拍两散。
先说高拱。他曾经希望能和张居正在大明权力中枢的舞台上共舞一番。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高拱已经明显感觉到，张居正并不是自己的最佳拍档，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踩在一个步点上。张居正始终没有按照主旋律在跳，人家是一个人在玩“独舞”。
高拱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应该多拉一个帮手在身边，或许这样可以掣肘张居正。高拱拟了道奏疏，要求再提拔些年轻干部，充实到内阁领导岗位上。当然，这道奏疏是高拱和张居正商量过后联名上奏的。
张居正对高拱的做法非常不满意，他虽然不喜欢“双人舞”，但是更不喜欢“多人舞”。既然如此，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还会联署签名上上奏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程序如此。如果张居正不联名，那不就公开和高拱叫板了吗？这不符合张居正的行事风格。况且张居正对于这道奏疏的最后结果，已经事先预料到了。因为这道奏疏的批示，也是张居正草拟完成的。
不出所料，这道奏疏果然被隆庆皇帝毫不留情地驳回。不是张居正能掐会算，而是他抓住了隆庆皇帝的工作方式。隆庆皇帝疏于朝政，不太愿意看官员的奏折，更不想自己动脑筋甚至动手去做批示。
通常情况下，奏折都是交由内阁去拟好批示，然后再交由他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照着内阁拟好的底子代皇帝用红笔批示下发。然而只一次，皇帝没有交内阁拟批示，而是直接批了。这就给了张居正可乘之机，他偷偷事先拟好了批示，派人交给皇帝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太监照着誊抄了一份。
张居正拟草，太监誊抄的这份批示的大致意思是，你们两个人能力强，我信任你们，不需要再充实人了，有你们两个人就足以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高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皇帝既然这么说，他也无话可说。在关键时刻，向张居正伸出援手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在这件事上，张居正做得并不牵强。他会让皇帝觉得这个批示不错；让高拱也无话可说。任何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高拱心里明白，张居正这样做隐含着深谋远虑。他知道现在张居正与冯保内外勾结，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整垮自己。就连高拱也在事后发出感叹，张居正这套官场手法“其谋至深”。
如果我们把张居正比作一种动物，他应该像一头狼。英国动物学家绍·艾利斯说过：“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最有情感者，莫过于狼；最具韧『性』者，莫过于狼；最有成就者，还是莫过于狼。”凭着高拱和隆庆皇帝的私人关系，本不应该让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得逞。张居正之所以有把握赢下这场牌局，就是因为他像狼一样了解自己的对手，了解高拱。
第68章 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1）（）
明朝禁止外廷大臣与宫中太监私下交往，皇帝担心他们内外勾结，将朝局玩弄于掌心。但是官场上的事情，说和做往往很难统一。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如果内廷没有人，官员们就很难走出自己的权力困境。
那些照顾皇帝起居的大太监，与皇帝朝夕相伴，对皇帝的心思也是『摸』得一清二楚。隆庆光即位时，张居正就将目标锁定在了照顾太子（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生活的冯保，于是便百般结交。这是一项长线投资，等到太子有朝一日登上皇位，那么陪伴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冯保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与张居正的暧昧态度不同，高拱却在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高拱如此做法，更符合帝国政治体例。当年朱元璋将“不许太监干政”制度化，就是从帝国的长远发展考虑。现如今，帝国建制两百余年，朱元璋定下的这项制度早就被他的继任者们抛之脑后。
隆庆皇帝在位时，冯保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之职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隶属皇帝的特务组织，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很多时候都可以左右审判结果。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地变为一把手，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就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担任此职。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便被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如此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