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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显官要职。和他那张“九千岁”的名片一样，他的权力此时已经炙手可热，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个人荣辱，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
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做到不需要过多顾虑官员和世俗世界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走了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即便是宦官，从这个意义上受到的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奋斗才走向权力的巅峰。
对于一个从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草根皇帝，江山得来不易，岂容他人共享权力的果实。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振：“第一代宦官之王”有文化
朱元璋挂出的“宦官法则”铁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锈迹斑斑。
从永乐朝始，受到朱元璋“宦官法则”压制的宦官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他们的天空开始渐渐有了亮『色』。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不光改变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着宦官的命运。
当年朱元璋禁止宦官读书，等到宦官专权，宦官读书就渐渐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福利。朝廷设有专门的宦官学校，名为内书堂。学校还专门配备翰林院的官员来担任宦官的老师，传授宦官识文断字。在这些有文化的宦官中，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连皇帝也尊他为“王老师”，此人就是大太监王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统七年（1442年）公然毁去朱元璋当年禁宦官干政的那块铁牌。他毁牌的理由也给的理直气壮，那就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永乐皇帝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悍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在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性』。
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奏章的批示这件事情上，两任皇帝基本上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
他们只让那些文官在权力结构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没有真正放权于他们。
等到洪熙、宣德两任皇帝以后，这种局面才被生生打破。尤其是票拟制度的产生，更是直接助推了宦官专权。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愿意批阅，只是让内阁大臣们代劳。那些内阁大臣就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上报给皇帝；待到皇帝审定后，再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所以说票拟制度可以称得上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制度。
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在这项制度中真正捞到实惠的是得到票拟权的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这样一来，在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就成了权力最为庞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的障碍物。
对于官员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先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对于皇帝而言，他所下达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官员，也要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
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够事先搞清楚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比较靠谱，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
明朝本无相，可人们还是习惯把大学士称作“相”，把秉笔太监称作“内相”。
如此称呼，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外相和内相们的职责虽然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内阁与司礼监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群体单位，一般总要设一个政治代表。内阁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学士，而司礼监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监。
如果皇帝、内阁和司礼监这三方相互制约的势力是均衡的，那么权力的重心就会正好落在权力三角的几何重心上，此时的政治局面就会趋于稳定状态。但在政治运行的常态下，帝国的权力重心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祯时期，刚愎自用的皇帝时时要强出头，内阁与司礼监只好出让自己的权力份额，帝国的权力重心就会自然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后出现过三次宦官专权，除了后期的魏忠贤，前面还有刘瑾和王振。这三次宦官专权，具备了一个相同的条件：那就是皇帝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急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为权力经纪人。
由于司礼太监所处的特殊位置，为他们充当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作为皇帝合法的代笔人和帝国权力三角中的重要一角，司礼太监不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就可以完全胜任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面，司礼大璫一旦成了独裁政治的代理人，他就可以将皇帝的身份和批朱大权叠合在一起，这样一来，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值会迅速膨胀。
这时候，作为权力三角另一角的内阁已经无力与之抗衡了，只能被动应付，或者主动缴械，依附过去。王振和刘瑾专政时期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明朝的宦官人数到底是多少？史料并没有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是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人数呈直线上升的态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种统计说是7万人，还有一种说是10多万人。比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在明朝的三次宦官弄权中，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对于帝国造成的影响却各不相同。
按照三人出场时间的先后来划分，王振应该算是帝国权力经纪人中的一号人物。
王振是儒生出身，年轻的时候虽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连个秀才的资格都没有捞着，史称“九年无功”。愤怒的书生在郁闷之余就干了些违法之事，因此被充军。就在王振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明成祖朱棣准备招收一批儒生教授宫女文化知识。对于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机会。
可王振却在机会面前做了短暂的犹豫，这是因为报考需要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报考者须是净身之人，因为这个职业要常年与宫女打交道，皇帝又怎能放心一个不净之人。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王振最终选择了净身入宫。在权势与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之间，显然前者更具诱『惑』力。在王振看来，一个得不到权势的男人要比一个做不成纯爷们的男人来得更加痛苦。
对于对于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对于整个帝国来说，一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在不知觉中改变一个时代的运道。
古代读书人通常会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的至高理想，就算走到无路可走，也九死不悔。王振有勇气将自己『逼』入宫门，绝不仅仅是为了身上衣和口中食，更不是为了洗刷一个罪犯的耻辱。作为一个文人，他更希望触手可及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
对于读过两本圣贤书的王振而言，他当然知道宦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涉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