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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不愿意回去的话，我还真高兴不过呢！”
我说着，甩开托吕的手，小声嘀咕着，看上去似乎马上就将头也不回地走回到李希特街的人行道上，并且永远都不会再次出现似的。
托吕再次拦下了我，用有些抱歉的口气说道：
“？对不起，伙计。”
他对着里屋喊了一声“维戈！”，一个小个子警员从窗口那儿探了探脑袋——稍过一会儿，这个看上去困得不行的家伙就站在了托吕的身后。
“？那个，内尔，谢谢你过来换班了。”，吕托说，“也没什么事情需要交待的——除了不要让一个开红色SLK200的家伙溜进来之外，守在这儿就行了。客厅的桌上有咖啡，是维戈刚刚泡的。”
维戈冲我笑了笑，我对他点点头。
“开那车的是什么家伙，嫌疑犯么？我的佩枪很长时间都没上膛了？”，我装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没事，探长说，是一个讨厌的小报记者，应该没什么危险？”
我差点笑出声来。
实际上，此刻如果继续加派警员埋伏在主人不在的这间别墅里，未尝不是一个引伊凡特上钩的好办法：如果本市警方办任何案子时都能多点持之以恒的精神，相信每个季度的破案率也会大大提高的。
托吕和维戈并没有问我，我将“我的警车”停在哪里了——这点也令我很失望：没有哪个刚刚收到通话的、凌晨三点的换班警员会步行来到某个任务地点吧？虽然我早就编好了我的理由，但却并没有机会用上。就算是伊凡特拿着内尔的警官证过来，他们想必也会和他换班的好了，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我关掉客厅的灯，走进了博士的书房放满各种书籍的、一直连接到天花板的书架墙，一张老旧的书桌隐没在书架的边缘——和我印象中的医生书房不大一样，这里的空间并不怎么宽敞：天花板的吊顶设计和灯具的安排，以及角落里随意堆放的、似乎该是医学资料的一摞摞泛黄、卷边、褪色的复印纸，在夜间的光线之下堆砌出拥挤、压抑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令人不适的感觉。
我坐在博士的书桌前，桌上一角放着他和亡妻的合影——那应该是在魔羯湖的湖畔拍摄的，因为背景里看得到第三医院住院部的一部分楼房以及远处自由商贸中心的高楼。另一角里放着一盏很常见的折叠书桌灯，灯下是一些杂乱的、书桌上经常会出现的小物什：打孔机、圆珠笔、半满的墨水瓶等等。稍靠近桌子正中的地方放着一本帕斯卡的《思想录》，我打开书桌灯，翻开这本书。
书不是法文版的。
某页里夹着一张简易的空白纸书签，书签上写着：
有些罪恶是只由于别人的缘故才盘踞在我们身上；而抽掉了树干，他们就会像树枝一样脱落下来。
翻过来，还有另一句话：
两副相像的面孔，其中单独的每一副都不会使人发笑，但摆在一起却由于他们的相像而使人发笑。
这大概是博士所做的阅读摘抄罢——我留意到博士的字迹，那些字很潦草，但并不至于无法辨析：这该算是优秀医师们普遍具有的良好习惯之一。
书摘中“罪恶”和“相像”的字眼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这些句子被抄写在这里很可能仅是出于偶然），我因此仔细地“浏览”了一遍这本书（当然，这“浏览”并不针对内容，而仅是对书本身）：书里很干净，没有任何笔迹和折痕。但这本书应该是已经被读过好几遍了的，因为书本身并不新，合上以后就和所有的旧书一样略显松散——这些可能并不说明什么，我将书签夹回到原来的位置，将书放回了原位。
桌上还散放着几张写了一些内容的纸，但那些内容却不太使人提得起兴趣来——比如“胰岛素增敏剂机制”以及“拮抗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活化γ 受体（γ ）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可能和博士所从事的某些医学课题有关。
我开始留意抽屉——左侧的第一个小抽屉上了锁，右边相平的一个大抽屉也有锁，但并没有锁上。我打开了大抽屉，检查一番后我失望地发现，这些依旧是各种各样的医学资料，唯一例外的，是有一本收藏各种书摘的小册子：博士细心地制作了以书名和作者为索引分类的目录，并将书摘依次排列、整理并粘贴到相应的页码上——比方翻到《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这页，所做的书摘就只有下面的一条：
第四编，奥地利学派，存在一个准黑格尔式的国家概念。
这样的一小张书签被用胶水固定在本页的上端，如同我们经常用的那种边缘有粘性的便条函一般。页面上写着大概是博士对这本书的评价和相应的日期，比方这页的：1997 年月10日，主义、学派争论的引用和整理。
这整个小册子上也没有太多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并且还使我遗憾地发现，刚刚在《思想录》里发现的书签中的文字，很可能也不会有多少引申的意思：制作书摘，只是捷尔特博士的一种习惯。
暂时将注意力移至左侧的第二个抽屉——这个抽屉没有锁，不过，里面似乎依旧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一些医学上的小工具书，以及一支坏了头的钢笔。此外，抽屉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叠用橡皮筋捆起的、证件似的卡片。
我将这叠卡片拿出来，打开。
这些都是捷尔特博士已经过期了的医师证，我数了数，一共是五张，其中：
第三医院的急诊科医师、急诊科主任医师证件各两张。
圣玛丽第二教会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证件一张。
第三医院的医师证件明显比教会医院的制作精良——尽管它们是先于后者数年就已经作废掉的。我们看看，比如这张正面印有“捷尔特·内格尔博士，自由意志市第三医院急诊科医师”的医师证，淡蓝色的底纸上印有白色的、第三医院特有的十字加鸽子状院标作为水印，名字下面有证件的编号（这张是EDA199102110017——字母E应该是代表急诊室，大概是表示职务等级，之后的数字19910211可能是证件颁发的时间，而最后的0017似乎是编号）；反面用漂亮的字体印上第三医院急诊室守则，左下角是院人事处负责人的签名（于是，从这张证件上我们可以知道，1991 年本市第三医院负责人事工作的是韦斯·费特（Weiss·Fitt）博士），以及内容为“本证件已无效/1992年9月14日”字样的证件作废专用印戳。
我们已经知道捷尔特博士是在1994年秋季升任的科室主任，但这里却有两张他作为急诊科医师的证件：另一张证件号为EDA199209140042的医师证上多了一张博士的照片——这可能就是证件更换的唯一原因。
然后，作为急诊科主任医师的两张，按照时间排序，前一张的证件号为，作废时间是1996年5月13日；后一张证件号为EDC199605130004，作废时间为1998年11月30日——从制作技术上比较，后者的照片直接印在了证件上，反面更加上了条形码。
看来，第三医院大概将医师证的升级换代也作为了员工福利的一部分。
同样的，从这样的小地方也能够看出第二教会医院财政上的窘迫状况——单色印刷，手写的证件编号，硕大且单调的“无效”二字印在纸片反面：我将纸片从塑料护套中抽出来，立即就感觉到纸质的单薄。由这样的对比我联想到捷尔特博士更换工作的原因——狄尔瑟·赫拉斯女士曾是第三医院的护士（根据内部网中的资料，狄尔瑟女士于1995年升任护士长，辞职前曾为第三医院护士长总监的候选人之一），92年和捷尔特博士结婚后，于年秋舍弃了本有着光明前途的职业生涯，一心成为丈夫生活上的助理。01 年末，狄尔瑟女士被伊凡特残忍杀害之后，作为伊凡特案侦破过程的参与者以及直接导致这起凶杀发生的、最有可能的诱因，捷尔特博士必定对亡妻带着万分歉疚的心情——由此推断，他也再不能承受每日依旧工作在曾与她相识并坠入爱河的第三医院里了。博士草草更换了工作，来到各项条件都比原来差了不少的第二教会医院：那里离第三医院和他的住所都相当远，是否是为了刻意去逃避回忆，我们不得而知。
我摇摇头，将这叠医师证用橡皮筋重新捆好，放回原位，并关上了这个抽屉。
我很希望在这个书房里找到一些捷尔特博士在参与伊凡特案时所写的笔记或者感想之类，以补充我所得到的内部网资料的某些方面的欠缺（比方去年6月25日博士会议发言时的草稿），如果博士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我说，这只是“如果”：我刚刚已经大略检查过一遍书架，并没有发现成排的已经写满的旧日记本。“显然有很多人不愿将自己已完成的一本本日记放在显眼的地方”——我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因为我确信博士不会不在自己的家里留下一点和伊凡特案子相关的东西，除非他已经将它们统统给销毁了：他在这个案子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必定会留下一些什么，而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会是有用但却没被人注意到的线索。
哈，文泽尔，这样的论调——你竟然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
对于这样的自省，我解嘲般地笑笑——对于一个侦探而言，无论抱以怎样的逻辑和施以怎样的方法，破案永远都是最关键的。我想到，如果博士不愿意我们翻阅他的旧日记，倒不妨去卧室找找看，兴许可以发现他每天正在写的某些东西：倘若我们每天或者隔几天就要写上两笔，我们总应该将它放在自己最容易拿到的地方——并且是在我们比较空闲的时候于是，我在卧室的床头柜里还真找到了一些东西——几张写上了不少内容的便函纸：这些纸被压在很多无关的杂物下面，看上去似乎并不被人重视（或者说，被故意遗忘）。
虽然没有找到日记，但上面的内容却并不会令人感到太过失望。
第一张纸上写着如下的内容：
梦游的精神状态，梦游与梦伊凡特案月23日、3月13日、5月2日、6月17日、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