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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岁兰-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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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特·冯·托德??”

(作者注:“冯(von)”这个姓氏前缀,似乎代表伊凡特的祖先曾是十七世纪的德国贵族:这个介词性前缀在德语中是“来自”的意思——相反,如果我设定伊凡特的祖先为法国人的话,他的名字就会是伊凡特·德·默特(Ivante·de·Mort)了(笑))“剪刀手伊凡特?如果我没记错,这个名字应该已经刻在本市人民公墓的某块墓碑上了,不是么?”,我中断了塔芙妮与客人之间可能会发展成的“反射性提问”局面——不论塔芙妮是否真的愿意。

相较于我们熟知的剪刀手爱德华,这位后继者的行为则要卑劣上许多。他被冠以“剪刀手”之名,也只是因为他所惯用的凶器是一柄有着锋锐刃口的大号剪刀而已。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伊凡特被州法院宣判死刑,罪由是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共计七名无辜市民。

如果仅是单纯的凶杀案,本州法院亦不会上书州立法委员会要求在本州范围内恢复死刑。伊凡特不单是用剪刀剪破被害人的喉咙而致其死亡,更将尸体的耳、鼻、舌及手指剪断,放入写有被害人名字的、盛满福尔马林溶液的小瓶中收藏——这导致剩下的尸身惨不忍睹。

现场照片经媒体发布后,数万市民联名谴责政府及治安机构办事不力,对重度犯罪的惩罚过轻——包括自由意志市警察总局局长亨特·多勒在内的多名政府官员引咎辞职,警局亦投入几乎全部人力在本案的侦破上。

据说是在使用了诱饵之后,警方终于将剪刀手伊凡特逮捕归案。法院驳回了关于所谓“被告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赦罪假设,陪审团当然也不会给予这样一个将杀人视做游戏的屠夫以同情。在民众及媒体不绝于耳的激烈声讨声中,伊凡特·冯·托德被送上了断头台。

至于死刑的具体执行,我却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概是注射类似于氰酸钾之类的、能够快速致死的化学药剂吧(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均被普遍采用的人道主义方法)——在本市废除死刑整整三十年之后,这种人类历史上针对个人而言最残酷的刑罚较之过去要文明上了许多:只不过执行的结果依旧是永恒的死亡。

既然死者已矣,那么现在这所谓的来自剪刀手伊凡特的死亡宣言,是否只是一个借名的恶作剧呢?——从这位先生的紧张程度来看,事情大概不仅仅是恶作剧那么简单。

直觉上感觉这位身材高大的先生和那位已经被处死的剪刀手之间一定有着什么尚不为我们所知的联系——塔芙妮也可以做出这个推断的:如果是不相干的人,也不至于受惊吓到如此程度。

“他当然是死了?”

沙发上的先生摇了摇头:他显得稍稍冷静了些——我将这归功于侦探社里特有的一种慵懒气氛:懒懒地透过百叶窗泄进屋内的、仿佛被精心裁剪过的早晨阳光,尚在拉·帕沃尼(作者按:La Pavoni,意大利著名的咖啡机品牌,1905年由德兹德尼奥·帕沃尼(Desiderio·Pavoni)在米兰创立)咖啡机里沸腾着的、哥伦比亚咖啡的香浓气味(大概是在南非的那段时间里每天都只能喝到速溶咖啡的缘故,我一直将塔芙妮制作咖啡的过程称为“冲咖啡”——即使是也不能幸免),以及仅有两人的办公室里那仿佛滞待了的时间??这些无疑都是缓解紧张心情的速效药。汉迪克曾在某次聚会上表示,我们的上班时间“简直就是在度假”。

但实际上,侦探社里的工作一向都是相当繁杂、忙碌和紧张的——至少塔芙妮会赞成我的这个观点,并以此为她的下午茶时间找一个适当的借口。

“死者的安排??这倒是件稀奇事!”

我冲塔芙妮皱皱眉头——我的助手对眼前这位冒失朋友所表现出来的报复心似乎稍稍过分了些:当然,我得承认,任何一位得力的侦探助手都不会对一个冒失的(我已经是第四次用到这个形容词了)、看上去有些神经兮兮的高大中年男性闯入者抱什么好感的,更何况现在还是难得的早晨。只是,塔芙妮话语中所显露出来的不信任态度很容易刺激到受话方刚刚才平息下来的紧张情绪:而这当然会影响到我们马上就要进行的问询工作——如果任由塔芙妮的“言语报复”进行下去,一分钟之后,当我的冒失助手拿起记录本时,就该为自己之前未经思考的草率行为而后悔了(这些我都教过塔芙妮,可惜她总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忘记)。

“我能先知道您的名字么?哦,或者先做自我介绍会好些——嗯,您刚才说的没错,我就是文泽尔,随时愿意为您效劳的侦探。而这位是塔芙妮小姐,我的助手。”

我向这位仍有些惊惶未定的先生伸出右手——他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有些局促地和我握过手,就坐回到原来的沙发上了。

我坐到他旁边的沙发上,塔芙妮则拿过记录本和咖啡。

“?我是捷尔特·内格尔博士,圣玛丽第二教会医院的外科医生。”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医生的出现次数不少,其中自然也有个别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名字——比如斯塔帕勒斯·彼克塞尔博士,以及“幽灵停尸间”事件中的学徒文森特。捷尔特·内格尔:我可以肯定我曾经听过这个名字,但却不能确定它所指代的究竟是这个庞大社会网络中的哪个节点——谁知道呢?或许是在某次聚会的闲聊中偶然听到类似“捷尔特·内格尔博士关于改变细菌胞浆膜通透性的报告”这样的话语,也或许是从《自由先导报》半月一次的“交通违规者名单”中碰巧看到了捷尔特·内格尔这个名字?不过,这种在任何人身上都会经常发生的“暂时遗忘”并不是什么问题:无论是从眼前的捷尔特先生本人身上,还是从我们的老朋友莫斯曼那里,应该都可以得到足够的、有助于我回想的情报的。

“那么,您认为谁最有可能会在您家中的卫生间里放置这张恐吓纸条呢?”

塔芙妮和捷尔特都吃惊地看着我——塔芙妮大概是觉得我的这个问题有些太突兀甚至莫名其妙,而捷尔特先生的表情却告诉我:我的推理并没有什么错误。

圣玛丽教会医院在本市共有三家——其中,第二教会医院位于豪泽区,也是唯一的一家以“救助贫弱者”为宗旨的慈善医院,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米修罗大教堂的社会募集。近年来社会募捐越来越少,米修罗大教堂甚至将神圣的升天祷告仪式都作为了开放旅游项目,以维持神职人员和教堂本身的不菲花销。——第二教会医院的状况本就不好,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又更是显得雪上加霜。

医生的职业习惯,无疑是注重外表清洁与服装整齐——我们何时看到过一个十分邋遢的医生呢?倘使一个医院中的医生个个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试问又有哪位病人敢踏进这家医院呢?有着医学博士头衔的捷尔特先生在这样一个医院中的地位,按照常理来推断,大概不会低于外科主任——那就更加没有理由不去注意保持自己的仪容整洁。然而,让我们看看眼前的捷尔特博士:腮部的胡茬仅有左边的一小部分还勉强算得上平整干净,而其余部分简直就是未经修剪的杂草!没有系领带,衬衫和西装更是胡乱穿上。最可笑的是:捷尔特博士脚上穿的竟是一双早晨锻炼用的白色慢跑鞋,而不是哪怕再多看一眼鞋柜就能找到的皮鞋。

那么,会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纸条的呢?很简单地根据胡茬来判断,应该是在早晨刚刚起床之后,在卫生间里使用电动剃须刀剃须时(我可没有看到剃须膏的残留痕迹)——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捷尔特先生在剃须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张纸,拿起来一看便惊慌失措,丢掉剃须刀,胡乱穿好了衣服(也或许是先穿好了衣服没有系领带才开始剃须的——很多早晨时间紧张的上班族都喜欢采取这样的顺序),就驱车(更有可能是拦下了某辆出租车——那时候的捷尔特博士应该是没有心情去车库或者停车场的)来到了我的侦探社。

两个疑点:

第一,为何如此慌乱?对于一个受到过高等教育的医科博士而言,仅仅是收到了一张恐吓字条,就慌不择路地奔向某家侦探事务所——这是否有些太不合逻辑了呢?不过,如果是在之前曾受到过其它相关事件的暗示:比方以同样收到类似纸条的、和自己有某种社会联系的人的死去或者失踪作为铺垫,这样的行为也还可以理解。

第二,为何必须选择我的侦探社?死人递上的死亡通知——警察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话。但为什么在生命受到未知威胁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来到这里呢?又是暗示么?——或者目前只有先这样解释了。

“说得没错?我是在卫生间里,嗯?剃须的时候看到这个的??”

捷尔特博士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胡茬,算是对我小小推理的无声赞同。

“很好,那么?”

我还没来得及说完,汉迪克就领着一帮警察冲了进来。

我的老友并没理会我的存在,径直走到捷尔特博士面前,以警官先生们特有的腔调对他说道(这样的腔调也让我怀疑眼前并非我的好友,而仅是某个外貌酷似却不讨人喜欢的重案组探长):

“捷尔特·内格尔博士,警方完全有理由相信,您的生命正受到威胁。虽然我们已暗中派人保护您,但您现在仍必须跟我们回警局一趟,给您造成的种种不便,还望谅解。”

随着汉迪克围拢过来的那两个警察早就一左一右地让开了路,汉迪克也摆出了一个“请随我走”的手势。捷尔特博士略显无奈地看了我一眼,又垂下头来稍沉默了片刻,便起身和汉迪克他们一道离开了侦探社。

眨眼之间,这里就又只剩下我和塔芙妮了:看来,这次的问询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夭折了。

我推推塔芙妮——她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只好对她大声说道:

“我亲爱的塔芙妮,请你立即将这张纸影印一份,并马上做出相应的指纹报告——桌上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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