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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眼前的“血人”是母亲，母亲呼唤口渴，他下意识地端过一碗凉水，母亲喝下了，这碗含着淡淡的“资产阶级人性”的水也要了他母亲的命，母亲死了，“炸肺”死的。这个例子不是想像而是一个人回忆他曾亲见的真实事件（见《思痛母亲》，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
与那位博导类似的一些所谓的“理论家”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思想水平，他们大都明白《共产党宣言》一些语录和口号如“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等，而不明白马克思这样的话——“德国为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所苦”。顾准在三十多年前就明白这话的深意。我们为什么曾经那么恐惧和因恐惧而仇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什么“饿死事小，不仇恨资本主义事大”？
资本主义是人类“自然的”的社会形态，它当然不是“理想的”，更不是至善的，但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
自由经济悖论与人类的困境
？ 王晓华
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历了惨烈而富有戏剧性的实验以后作为一个整体选择了自由经济。以市场体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设计出的最好方案，在各种已知的经济体系中，只有它才能保证最多的人类个体在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同时承受最小限度的束缚。但是自由经济本身是把双刃剑，它在造就着全球性的繁荣和自由氛围时也在毁灭着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系统，甚至有可能使人类不再拥有未来。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自由经济悖论：自由经济同时成全和毁灭着人类。由于自由经济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体经济结构，所以，自由经济悖论直接造就着人类的困境。
在人类业已实践过的经济体系（以主体的自由度为划分标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自由经济（或混合型经济）中，自由经济是惟一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经济体制。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形态除原始社会外，都是集权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只有在社会共同体充分小的情况下，自然经济才能允许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拥有较大的自由，否则，要把分散的自然经济单位整合为一个大的体系，就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者，所以，告别原始阶段的自然经济几乎总是由奉行集权主义的政府所控制。在社会共同体充分小的原始社会中虽然不普遍地存在集权主义政府，但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却限制了人身心两个方面的自由：“原始人几乎在每一件日常生活中都受一种仪式的束缚，受无可胜数的禁忌的限制，几乎想像不出可以接受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行事。”〔1〕所以，将自然经济乌托邦化并以乌托邦化了的自然经济来批判其它的经济体系，在理论的出发点就走向了歧途。更何况在社会共同体日益庞大和全球化的今天，对于自然经济的回归已经不可能。这意味着人类只剩下两个选择：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
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践是人类在二十世纪进行过的最宏伟和激动人心的运动，其在大地上建立天堂的梦想曾使许多人激情洋溢地工作，然而相应的实验最终毫无例外地失败了。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它内蕴着一个致命的矛盾：既要将人类升华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个性，又要把社会的总体经济运行——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置于宏观控制之下。目标与手段的矛盾注定了此实验的悲剧品格：如果要将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那么，就必然由少数人制订、发布、监控计划，而当这些人如此做之时，他们的决定就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导向集权主义，限制乃至取消大多数个体的自由。哈耶克经过详细的分析后指出：“如果要对那种互有关联的活动的复杂体系加以有意识的指导的话，就必须由一批专家来进行，而最后的责任和权力则必须置于一个总指挥之手。他的行动必须不受民主程序的束缚。”〔2〕由于社会被严格地整体化了，人们只能别无选择地服从这个集权主义政府，他们的喜怒哀乐完全取决于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绝对主体的决定〔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因果链条：计划经济——集权——绝对主体的生成一大多数个体的被奴役状态。这不是个别经济学家出于阶级偏见得出的偏颇的结论，而是二十世纪计划经济实验的实际结局：实行过计划经济实验的国家全都走向了集权主义。其实，早在计划经济付诸实践之前，圣西门作为计划经济的提倡者就曾警告：“对那些不服从他所拟定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来对待。”〔4〕苏联、东德、罗马尼亚等国家都曾在推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严厉地对待不服从计划的人，甚至理直气壮地剥夺他们的生命，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灾难和心灵灾难是文艺复兴以来罕见的。
上述国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实验的惨痛失败以后都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已经等于承认了自由经济的优越性。与计划经济相比，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建立在个人的欲求、意志、计划之上，因而在本性上指向个人自由的实现。这种以自由竞争为动力的经济体系不需要集权主义的政府制订统一的计划，而是让许多单个的计划形成多元而最终达到合一的目的。当然，这里又涉及游戏规则的制订问题：其一，任何游戏规则都是对游戏者的限定，没有规则，便没有游戏；其二，规则的制订者在任何经济体制内都是或多或少享有特权的人，自由经济体系也不例外。自由经济体系之优越处在于：规则制订者的权力受到最大限度的制约。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分权制，这种分权制，乃是政治自由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经济自由必将产生政治自由的意义上显现出其真理性，因为政治意志归根结底是经济意志的体现。
但是自由经济在其诞生之日起就蕴涵着一个致命的危险：对增长的无限制追求。它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依赖于人的欲求，而一种以满足乃至创造人的欲求为动力的经济体系必然追求无限制的增长，因为人的欲求在本质上是欲壑难填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开需求（needs）与欲求（wants）两个概念：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而欲求是无限的——人总能在满足已有的欲求以后设计出新的欲求。自由经济与自然经济的一个区别是：自然经济着眼于满足的人的需求，自由经济则满足人的欲求。计划经济也满足人的欲求，但它满足的是受计划规定的欲求。自由经济趋向于对人的欲求给以最小限度的限制。这固然成全了人的个体化愿望，也为危机和危险埋下了伏笔。欲求的对象可能是物（商品），也可能是资本（货币），当对二者的欲求远远超过了需求时，欲求就导向奢侈。所以，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造就了资本主义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那种表面上的禁欲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另一种欲望——对资本的欲求。这同样是对奢侈的欲求。同时，在资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仅仅陶醉于资本拜物教而不去实在地消费，已不再可能是主流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必然要实现对资本和商品的双重欲求。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后发现：“正是奢侈造就了资本主义。”〔5〕他指出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存在着大规模的奢侈现象，“虚荣、欢乐和奢侈”在十八世纪的巴黎、伦敦、华沙都是时尚〔6〕。“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市场功能”，“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7〕，因此，“挥霍是一种有损于人而无害于贸易的恶习”，它“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8〕满足已有的需求并创造新的欲求乃是自由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对于欲求的无限制满足使自由经济走上了无限制地追求增长的不归之路。自由经济的“贪婪摄取性”早在二十世纪之前就充分暴露出来，但是它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很少被视为一种病灶，因为人们相信自由经济和与之相应的工业——技术体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通过用技术秩序代替自然秩序来满足人的欲求，同时使人变得更加强壮、美好、聪颖。歌德在《浮士德》中清晰地表达了上述信念：“不断努力进取者，吾人均能拯救之。”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这种信念受到了质疑：人的欲求在“数字化生存”的背景中呈现出骇人的无限增长趋势，而对欲壑难填的欲求的无限制满足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增长即进步的观念成为反思的对象，因为它导致了“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滥用，人们对娱乐的盲目追求”〔9〕。人们发现对于无限增长的追求使自由经济成为一个巨大的吞噬性系统：人为它所控制，它以匿名的方式吞噬自然，生态系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为了满足人对速度的追求，大地之下的石油被疯狂地抽取，以至于大地上的很多地方正在变成空壳；与舒适生活相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数以千万计的废气排向天空，使大气浑浊不堪，温度在显著升高；森林大片大片地消亡，野生物种迅速灭绝；到处都是固体、气体、液体垃圾，几乎找不到清洁的天空、土地、海洋，总而言之，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崩溃。然而就在生态系统不堪人类之重负的同时，经济学家和各国首脑所考虑的首要问题仍是如何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美国联邦储备局随时准备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现有经济体系不得不刺激大多数人对于奢侈的欲求。现在的状况是：所有人不奢侈，自由经济将死去。但是经济增长果真是无限的吗？对于自然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