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政治体制相当严密和完善，堪称是人类天才所能创造的最民主、最有活力的制度，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问题是：为什么雅典还是没有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什么人才济济的雅典这么快就走向衰落？这是制度出了问题还是另有原因？
战争的起因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不是国家体制的冲突？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地在哪一方？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一方？究竟哪一方更具有扩张性？是混合寡头政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从战争的直接起因来看，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过提洛同盟的方式来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我们稍稍从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守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确实是规模相当小〔9〕。而波斯的威胁还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这种情况连雅典人自己也不讳言。伯里克利在推进雅典帝国时已经预感到与斯巴达必将有一战。他在战争爆发后坦率地对有些动摇的雅典人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10〕修昔底德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1〕至于雅典的敌人则更有一些“诛心之论”。例如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说：“在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争，希腊人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争；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来代替波斯帝国，而其他希腊人作战的结果不过是换了新的主人。”〔12〕这一起因得追溯到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为了防范波斯人，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其总部设在提洛岛（Delos）。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都加入了该同盟，它们要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雅典使之渐渐成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帝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而商业上发生的争执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它开始不是为了共同防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城邦而动用同盟的金库。而且，它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这样，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帝国的转化，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希腊世界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在海上称霸，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则称雄陆地。前者主要由爱奥尼亚人组成，后者为多里安人的集团；雅典人爱好在其同盟内部实行的民主制，伯罗奔尼撒同盟则偏爱贵族寡头政体，或至多能容忍那种有限的民主制度。当时在希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看法，雅典对其名义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权进行了难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这种看法使斯巴达出来充当希腊诸邦的“解放者”〔13〕。
总之，雅典人势力的扩张最终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虽然不是他们所情愿的，但他们还是对此有准备的。但除了这种战前的扩张，在战争期间，雅典人还冒险地又作了一次致命的扩张尝试：向西西里大举派遣远征军，正是这一远征严重挫伤了雅典的元气。
一个现代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会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对外的扩张？内部民主与外部扩张是矛盾的还是可以并行不悖？换言之，一个“民主的帝国”是不是逻辑矛盾？一个“民主的帝国”是否可能？或者民主如何扩展？
民主扩展也许有两条途径，或者说两个选择：或者是接受一种平等的邦际民主，这很可能意味着要尊重和接受其他城邦政体的现状；或者是在其他城邦里建立类似于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度，而这可能意味着干预其他城邦的内政。这两种选择是难于兼得的。但是，民主如何扩展看来不会是雅典人考虑的问题。雅典尤其不会选择前者，而它推进其他城邦的民主看来也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希腊各城邦内部的特别紧密，无论是雅典那种民主政治的紧密，还是斯巴达人那种平等生活的紧密，看来并不有助于希腊城邦的团结而建立一个希腊大家庭，反而容易加剧各个城邦的分裂。
至于内部民主，尤其是像雅典所实行的那种非常彻底的直接参与制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对外扩张和帝国主义政策——哪怕仅仅是出于明智而非道德的考虑，这就要看它内部的人民是怎样的人民了，因为决定权确实是在人民的手里。如果它没有富有远见的引导，如果它没有所有人和民族平等的观念，由内部民主焕发出来的活力看来不仅无法阻挡其扩张，反而会加强这种趋势，何况雅典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最有活力的民族。热烈主张远征西西里的亚西比德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我认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邦，如果改变它的本性而变为闲散的话，会很快地毁灭它自己的。”〔14〕而大多数人的这种过度热忱的结果使少数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害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因此也就沉默了。
这样也就民主地铸成了导致雅典失败的大错——侵犯遥远的西西里岛上的另一个民主国家叙拉古。雅典自此开始在规模大致相等的两条战线上作战，而雅典也正是首先被这个民主国家叙拉古给打败了〔15〕。
实际上，在和雅典进行战争的城市中，也惟有叙拉古与自己性质最相似。民主的叙拉古也领土广大，其公民的性格也颇似雅典人：勇敢、进取、能迅速抓住战机和扩大战果。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是保家卫国（虽然他们对临近的城邦也多有威胁和扩张），所以他们和雅典人作战也最为成功。
战争初期本来是雅典最强盛的时候。一个国家在它最强盛的时候，往往却是它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也是它最骄傲的时候，而骄傲使人盲目。它开始想满足自己对于遥远的土地的梦想。而直接民主制判断遥远地方的事情远不如它判断近处的事情。结果民主没能制止战争，战争则反而很可能摧毁民主。在雅典我们实际上就看到了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在内部开始有相当多的雅典人对民主不满，结果他们发动了建立四百人僭政和五千人会议统治的政变。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都对民主或者说极端形式的民主有某种程度的批评或否定。
民主政治如果有其富有远见的领袖可能会避免许多灾难。但不幸的是，雅典人刚刚开始他们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不久，就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伯里克利在战争开始后两年半即染瘟疫而死。伯里克利曾说过，如果雅典人善于等待时机，保持他们海军的强大，不在战争中去扩张帝国的领土，注意不使雅典城市的内部发生危险（诸如内讧），雅典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但后来雅典人却几乎犯了上述的所有错误。伯里克利能够不逢迎群众，他“能够尊重他们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他能够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16〕
而他的后继者如大众民主派领袖克利昂的演说言词虽然极具煽动性也不乏勇气，却缺乏远见而一味狂热主战，包括主张杀死投降的所有密提林成年男性；亚西比德富有野心和才华却缺乏操守，结果多变而得不到信任；尼西阿斯有操守却又失之于过分谨慎乃至懦弱。结果他们都丧失了对于公众事务的富有远见的领导权。民众变得骄纵了，他们的意见容易受他们的直接印象所控制，容易受直接向他们演说的人的言词和感情所支配，于是时而会表现得反复无常。雅典人在决定是否与科西拉人结盟，是否杀死所有投降的密提林人时，都是紧接着就推翻了先前的决议。他们也日益失去对领袖、将军们的信任，对他们产生疑惧。这种疑惧和不信任虽然自有其必要，但超过一定限度也会是苛刻和不公平的。他们不再能容忍失败和失误——哪怕是暂时和偶然的失败，甚至胜利中的失误。他们很可能会出尔反尔——正是这一点导致尼西阿斯在最后反而不肯顺从大多数士兵的意志从西西里撤军，并因此而造成人员的重大损失〔17〕。
即便雅典有杰出的领袖，民主有合理的运作，雅典政治的逻辑是否仍然会使它走向衰落——即便不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也会在下一两场战争中走向衰落？这里的关键是希腊城邦之间的殊死战争是否不可避免？雅典内部的直接民主是否并不能使自己免于一种对外部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甚至还将加强这种走向霸权的倾向？雅典在自己的内部保障所有成年公民平等的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权力，但是它并不会在外部保证希腊所有城邦平等参与整个希腊世界国际事务的决策权，它甚至不尊重其他城邦的独立和自由权。这里的政策是明显“内外有别”，甚至还有一种“内内有别”的——不仅奴隶，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