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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292页。
顾准是想像出来的吗？
？ 靳树鹏
顾准是想像出来的。这是李勇先生大作《文化英雄、文学想像和身份焦虑》（《书屋》2001年第9期）的命意之一。他认为顾准“不同程度地被化妆，被抹涂，被传奇化了”，是“炒作”和“神化”出来的，“这样的文化英雄绝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已经从现实生活中，从历史的真实中被抽取出来，经过了净化处理，身上带上了美丽的光环”。
在缺少英雄的时代，能想像出几个英雄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出几个英雄，都是非常值得赞许的。想像也要有现实生活的滋润，不可能凭空产生。此文不讨论这个问题，要讨论的是：顾准究竟是真实的人物还是想像出来的人物。我的看法与李勇先生相反，我认为顾准绝对是个真实人物。
李勇先生也认为《顾准文集》是一部学术著作。他还认为“这部以学术文集面目出现的著作到了公众手中，已经变成了一部叙述顾准文化英雄形象的文学性作品了”。此论令我困惑不解。学术著作怎么变成了文学作品呢？他认为是经过了加工。他写道：“《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则是顾准与其弟陈敏之通信的节选，其思想深邃，但文字却很生动活泼，我把它看成是经过加工的顾准的思想自传。”把任何人的手稿变成印刷品，都多少要做些技术处理，如统一体例，何处用汉字数字何处用阿拉伯数字等。就《顾准文集》中顾准对自己思想的表达而言，陈敏之先生不会作任何加工或节选，他也不可能做这方而的加工。顾准思想的博大缜密，思想表达的精确生动，不仅是不能加工的，也是不能模仿的。顾准的学识、胆识和才情是想像不出来的。顾准是想像出来的在根本上不能成立，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想像力。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还被我们奉为圭臬的时候，顾准论证了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规律仍然有效，向其提出了挑战。早在三十年前，顾准就论定了苏联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关键是中央集权，便利了犯法分子和投机家，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成为苏联经济之癌。请问有几个中国人有这样的想像力呢？就顾准的理论思考而言，王元化先生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李锐先生说：“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李慎之先生认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往往着墨无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中国一流的学者均如是说，李勇先生认为能够想像出一个顾准，谈何容易。
李勇先生还有一个假设：“从开始全国只订八册，到第二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猛增到3。45万册，这中间的戏剧性变化真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忽然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了吗？说白了，那些拥有一本《顾准文集》的人是否真的读了顾准的文章？”此论太过武断。谁也不能说拥有《顾准文集》者都读过此书，但读过此书者确实有许许多多人充分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被顾准的理论思维所震撼。关于顾准，早就有“炒作”一说，也有“以其遭遇其书亦风靡”一说，我以为都不值一驳。且引录一些人读《顾准文集》的印象吧。王元化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邵燕祥说：“在当代中国确还有先知先觉在，顾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陈乐民说：“如今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叹。”沙叶新写道：“我真是惊异，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可怖日子里，作者顾准竟然不顾待罪之身，不畏斧钺鼎镬，放胆无忌，道世人所喋言，风标特立，闯思想之禁区，写出了一篇篇锋芒毕露、勇猛果敢的论著。”林贤治认为：“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使命。”似不必再引录了。总之，人们激赏的主要不是顾准的经历和遭遇，他毕竟死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有许多人的经历和遭遇比他更凄凉更惨烈，是他的理论探索震撼着许多人的思想。至于顾准的亲属、朋友、故旧、熟人及与顾准毫无瓜葛的人在文章中也赞赏其人格，笔端充满感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没有感情的文章能是好文章吗？这与商业上的炒作风马牛不相及。
李勇先生有一点说对了，即人们渴望着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他用的词是“文化英雄”）。可是当这样一位思想家出现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想像出来的，不是真实存在的。还有一点李勇先生说得也多少有些根据，即顾准的学术成就“被有意无意忽略了”。探讨评价顾准者主要都是阐述他的学术成就。我说李勇此说多少有些根据，因为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比如顾准研究了人类政治制度的演进史；他精辟分析了民主集中制；他还对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提出质疑和批判等等，对这些方面却很少有探讨和评说。丁东说得对：“顾准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而又值得深入研究的思想家。”是思想文化界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或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吗？当然不是，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平台和园地。我这话不是想像出来的。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另一种龟兔赛跑
——值得评说的《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
？ 刘绪义
初读赵无眠先生笔下的《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载《书屋》2001年第3期），颇觉新鲜好玩。于是再读之，细读之，愈读愈感觉有一种说不尽的妙处在其中。笔者不妨在此表一表、露一露自己的无知，博赵先生及众方家一笑。
这篇《大排名》首先让人感觉并联想到时下颇为风行的二十世纪××作家或××作品排行榜之类搞笑节目。原来想排名嘛，总应该是在同一起跑线、于同一时空之中的一种竞争和排座次。比如说，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几乎个个经历过排名次，先是从一个小组到一个班，再从一个年级到全校性排名，再从一个区域到全国性的排名，这多少还感觉到一丝公平，排名先后还有一个统一的分数做参数，同一张试卷多少从某个方面能看出一个人的高下优劣。要不就拿人们津津乐道的梁山泊一百单八条好汉排座次，起码读者心中还有一个同一时境底下功劳大小之类概念。
不想，赵先生心血来潮，勇敢地打破一切陈规，把两千多年间的中国历代王朝生拉活扯到今天这个统一的时空渠道底下，按自己的标准，来了个“好坏优劣”排行榜，直让我想起少时听到过的一个叫做《龟兔赛跑》的童话。我等《书屋》麾下忠实的读者被动地当了回《龟兔赛跑》的看客，真有点回归童话、回归童年的感觉了。
按理说，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优劣，是史官（家）的事，可真正要说出好坏优劣个中所以然来，恐怕还得这个王朝底下的老百姓说了算。不是都说“历史是人民写的”么？“人民”不一定都能写历史，但说一说历史应是可以的。这“好坏优劣”自然全凭“人民”的感觉，至于赵先生开列的“一二三四五”恐怕都是隔河赶鸭。譬如“国势的强盛”、“民生的安福”、“政治的清明”、“文化的发达”等，这“的”字后边的形容词都是个可大可小的模糊词汇，“吾生也晚”，未能亲历，个中安福、清明、发达，我等岂能替人说了算？当然后人要比较是可以的，是横向比呢？还是纵向比呢？赵先生用了后者，也就如站在长江边上比上游的水清水深还是下游的水清水深，更好比老子比儿子，儿子的儿子比儿子，比来比去，儿子自然比老子强。这在自然界尚且有“长江后浪推前浪”，莫说人类社会。幸好赵先生得出的结论还是符合这一“进化论”的。
赵先生做学问无疑是非常用功的，他为了这个历代王朝排行榜，也搞得很辛苦，很细致，举凡朝代的疆域大小、国祚长短、军事强弱、皇帝好坏、摄政年数、治世年数、变乱次数、纲纪好坏、宫廷规模、人口多寡、民生遭际、民族关系、文化兴衰、影响大小、结局好坏等等一一梳理过来，数字够精确、事例够繁杂，最后甚至得出了分数，就像今天学生试卷上的考分一样具体：“清124分，汉87分，唐80分，宋74分，明64分，元58分，隋45分，秦29分，晋15分。”我想，大清历代皇帝若是听了这个分数，一定乐得在天堂里大打哈哈，并且还有资格对秦始皇炫耀：你这个屎（始）皇帝有什么了不起，虽说你开统一中国之先河，成绩（分数）却刚够我一个零头！说不定，大清皇帝还能据此坐上若干皇帝好汉中“宋江哥哥”的头把交椅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十分搞笑的排行榜呢？我私心以为此乃新千年“龟兔赛跑”的先声。在下不学无术，斗胆对赵文也来个逐项点评。
疆域：九大王朝中清的疆域自然最大，宋的疆域最小，故而清得8分，宋得“鸭蛋”。大宋皇帝不免骂娘，老子打天下没有功劳，守天下也有苦劳吧，那半壁江山要不是俺为你大清留着，历史不早改写了吗？这好比拿一个原始人的居住面积同今天一个现代人的三室一厅相比。
国祚：九大王朝中，汉朝历410年，秦仅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