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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在日记里作了这样的解释：“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的，或者说着魔似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则慢腾腾地以平常的速度走着。除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互相分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两个世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分裂着，或者至少在互相撕裂着。”我们看到卡夫卡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裂。内在主体时间不断地体验着一个个奔跑的瞬间，外部时间则根本不在乎人的个性和整体性。生命节律的混乱导致生存实在的裂散不断地扩展。身处严酷的厄境，他活在了不堪磨耐中。但卡夫卡在笔记里坚定地说：“强调独特性——绝望。”他又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绝望是深深楔入他身体的一根钉子，让他深刻地感到疼痛的力量。绝望也是卡夫卡生命的一种张力状态，使他沉迷其中。现世在他眼里是一片荒漠，绝望是精神的惟一出路。整整一生他都怀抱着冰冷的绝望，并与之作殊死搏斗。拯救自我的惟一手段是承担到底、坚持到底。这时，绝望成了内心获得解放的酵素。他写道：“我在斗争……我并不希望胜利，我在斗争中感到快乐。”绝望被审美化了，提纯了卡夫卡的生命。绝望也让他得到切肤般的生命的确切感，建立起自己的现实性。我的答案是：卡夫卡是个信仰虚无的人，写作是虚无获得的肉体。虚无本身是一种在世的可能性，是最原始的自由状态。只有虚无才能容纳一切。虚无既让他显得无比谦卑，也是对内心的解放。
卡夫卡粉身碎骨地活着，他导演的暴力都是针对自我的。卡夫卡生活的目的不是调和，相反是满足精神的暴力，这给了他自虐的快意。他在1911年11月14日写道：“下午临入睡时。仿佛那坚硬的、箍住无疼痛的脑袋的颅骨被揪入较深的内部，而把大脑的一部分露在外面，一任光线和肌肉玩弄。”卡夫卡以细致的笔触描述自己的大脑裸露在外的情形。这种肉身发生变异的想像在日记里俯拾皆是，如“此刻有一种感觉，好像身体内有一个线团在急速地卷动着，牵着多得不得了的线，都与我的身子的边缘相连。”谈到他的头疼，他写道：“那是一种窗玻璃就在那儿破裂的感觉。”在生存的煎熬中，卡夫卡体验着肉身惨烈的搅痛和撕裂，已不再是他灵魂恒在的依持。这样的体验极端锋利。卡夫卡的内心是长在身体之外的。他的真实深刻地蕴含在身体中，身体是破身而出的卡夫卡的观察站。人与人是相离异的，真实是在人变成了甲虫后观察到的。亲身经历一场变形记，能窥视到人与人之间无限的间隔。永恒的无法沟通的世界的图景证实了人在上帝眼里的失败，上帝与人也一样么？尽管上帝是被众生造就的。
绝望统治着卡夫卡。就像卡夫卡在近似自虐的自我咀嚼中得到快乐一样，卡夫卡只能在绝望中得到拯救。他的绝望也来源于对人性的绝望。他对他人，甚至对父母、兄妹都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他是异类，是孤独的殉道者，只能和自己交谈，爱另一个人更不可能。这种境况像K在村子里时，“没有人在这里能成为谁的同伴”。对于婚姻，卡夫卡在1914年5月6日写道：“纯公式化的事情令人悚惧。”在订婚仪式上，他的“身子给衣服绑得紧紧的，像个罪犯”。卡夫卡的订婚成了一种屈服，让他面临深渊和火焰般的绝望。他订婚，只是屈服于绝望。整整五年里，卡夫卡争取与菲莉斯结婚的努力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成了心头的针刺。在给布罗德的信中，卡夫卡告诉他与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之间发生了什么。他写道：“我围着她跑，朝她吠叫，像一只神经质的狗对一尊塑像。”心如深井的卡夫卡，你怎么能奢望有谁能打捞你的灵魂？卡夫卡曾在一天里给菲莉斯写过两封信，他在附信里写道：“我呼喊着最亲爱的姑娘，希望平静而幸福地获得她，但事实上我呼喊的仅仅是城墙和纸，而我可怜的姑娘在经受痛苦的煎熬。”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卡夫卡很乐意成为人类社会积极的成员，愿意演好角色，在与世俗生活的自然结合中汲取宗教力量，与社会订立模范的契约。但他对婚姻生活没有一点信任。他在1916年7月5日写道：“共同生活的艰难。为陌生、同情、快感、胆怯、虚荣所迫，只有在底下深处也许流着一条浅浅的小溪，它能够对爱情这一称号当之无愧，但它是无法寻到的，仅在某个瞬间向上面闪一下光。”世俗的爱是虚构的幸福，是生命的沉沦。纯粹的爱情转瞬即逝，只能偶然撞见。K爱上弗丽达后，离城堡更趋遥远，这就是爱情结下的果实。而K和弗丽达又何尝有什么爱情可言。最终，卡夫卡放弃了菲莉斯，也放弃了任何婚姻幸福的可能性。他在笔记里写道：“它犹如与女人们进行的、在床上结束的斗争。”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场斗争，只会在床上结束。进入意味着结束。
卡夫卡的整个生命已经孤独了。但他不是苦行者或隐士。卡夫卡和布罗德结伴旅行时，无数个夜晚消磨在剧院和卡巴莱（表演古歌舞的餐馆），在酒吧和漂亮姑娘厮混。卡夫卡曾对一个叫汉茜的、一个骑兵团都曾在她身上骑过的酒吧女郎怀有激情。而在《城堡》里，卡夫卡有这样一段描述：“他们躺在床上，但不像前一个夜里那么沉湎、忘情。她在找什么，他也在找什么，动作非常猛烈，脸都扭出了怪相，把自己的头埋在对方的胸脯里，直往里钻，两人都在寻找……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完全失望了……”K和弗莉达彼此在对方的身体里搜索着。卡夫卡和K一样，进入了漫长的人生通道，他们都在寻找深邃的精神之谜。但性仅仅是性，是无机的、抽象的，只是缠绕在他们身体上的一种气息，不可能去证明什么。写作弥合着卡夫卡个体生存与现世的巨大裂隙，如同伴随了他很长时间的自慰，让他在想像中经历一遍遍高潮，缓解肉身的焦渴。卡夫卡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性经历。他只适合在想像中体验性。卡夫卡在1910年的日记里写道：“我从窑子前走过如同从亲爱的人家门前走过。”色情是一种氛围，荡漾在大街上，卡夫卡一定感受到了那种忧郁的气味和柔软的质感。性对他永远是幻想多过实在，这就像卡夫卡一直以弱者、甚至卑贱者的身份进入写作。卡夫卡的狎妓经历值得关注，这是生命的残酷选择。卡夫卡想以自然性的肉体证明人性，但活在肉欲中，何尝不是一种险恶的生命状态。卡夫卡跟一个妓女去了旅馆，她年老，不再能感到忧郁，但卡夫卡还是感觉到了她的悲哀。他写道：“我没有带给她任何安慰，因为她并没有给我任何安慰。”复杂不能由简单消除，沉重不能由轻盈解救，欲望的释放必然带来虚无的悲叹。就这样，卡夫卡因自身的软弱而沉迷，因沉迷而变得更加软弱，羸弱无力地瘫软在他挖掘的地窖里。
像后来的海德格尔等人拒绝谈论上帝一样，卡夫卡很少谈到上帝。他的痛苦和负罪摆脱了上帝，只靠自我来承担。那时，尼采的疯子白天点着灯笼跑到市场上寻找上帝并且宣布我们大家杀死了上帝。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仿佛一场前所未有的日蚀，在欧洲撒下了它的最初的阴影。“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福柯语）当上帝成了飘荡着的亡灵，没有任何主人，甚至人也不是自身的主人，卡夫卡只能在虚空中前进，以冷漠的叙事喻示着世界的无意义，以贫乏的语言与这个贫乏的时代相较量。他在1917年9月19日沉痛地写道：“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上帝的存在是虚妄的，理性同样虚妄。在一场虚空中，能把握的，只有个人。卡夫卡说过“个人忍受着历史”。人与历史的关联就像蜗牛和它的壳，谁也无法逃离被历史抵押做人质的命运。卡夫卡的笔记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笼子在找一只鸟。”人的生存处境只是一种赋予。当信仰的空气稀薄而寒冷，当历史无边而沉重的阴影投射到身上，命运表现为无法抗拒的绝对性。面对历史，卡夫卡只能竭尽全力“彻底穿过它，从它的另一头出来”（伊格尔顿语），并回到自身，无可救赎地忍受着永远的孤独。他需要一种独特的坚守，表达另一种历史。这时，不是写作参与了历史，而是历史参与了写作。卡夫卡在废墟上写作着精神自传，成为真正的获救者。卡夫卡说：“理解这种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之大小不超过你双足的覆盖面。”不幸是对幸福的奢望。人要知道自己幸福的尺寸。幸福是一种深深的扎根。
卡夫卡背离了历史，历史也背离了他。时间是荒凉的河流，他独自向着坚硬的黑暗掘进。在小说中，卡夫卡取消了历史性和时间性，时间的连续性不是靠延伸而是靠事件转换维系的。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没有过去，只生活在现时中，在“无限拖延”中将命运悬置起来。时间本身是静止的，是无始无终的，人不可能从时间中得到拯救。在时间刻度的消失中前行，一个瞬间包藏着无穷瞬间。取消了时间就是取消了方向，意味着一切的可能。日历已经作废，生命时钟拨向了永恒。正如奥地利学者波里策称卡夫卡的时针是静止不动的。跌落到时间之外，没有时间的纵深感，人不可能找到归宿。卡夫卡和K们一样，都是漂泊化的影子一样的人。
卡夫卡活在历史之外，但他不可能不与历史发生纠葛。卡夫卡确信神圣上帝不存在，但他的内心充满了宗教感。在他箴言式的笔记里，充满了自我的矛盾，世界的矛盾，人与世界的矛盾和此岸世界、彼岸世界对人深重的压迫和变异。卡夫卡一直拒绝与世界的和解，但他坚定地说：“在你和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这是卡夫卡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