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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辫”潜意识已经上升为“才痞”潜意识了，他们共同的符号是同一个Q字。略有不同的是，世纪初的“辫子”公认为守旧，而世纪末的“痞子”竟然自命为“革命先锋”甚至“历史的创造者”了！
他们“创造历史”也不过就是“戏说”罢，因为他们毕竟多才多艺。请看化了装的现代辫子爷们多么风度翩翩。一笑。
又回到本文开头。还是朱先生说得对：“凡是用暴力强加给人的东西，当暴力消失之后就不易维持了。”张勋复辟，固然传为笑谈；而愚辫之痞，又能维持多久呢？
注释：
〔1〕有文章称周自齐为“山东总督”。按“总督”为清朝二品官（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总管一省或二、三省的军政大权。中华民国成立后，即不再有“总督”之称。辛亥革命时，各省设立“都督”，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周自齐于民国元年、二年之间任山东都督，简称“鲁督”，非总督。
麦卡锡及其主义的终结
？ 杨忠民
乔·麦卡锡在地下肯定是寂寞的。
自从这个美国共和党人、前国会参议员在1957年终于闭上毒汁四溅的嘴，悄然离开喧闹的世界后，数十年逝去，落花无意，流水更是无情，有谁还会记住大洋彼岸曾有一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叱咤一时，睥睨一切”，且将美利坚合众国搅得乱哄哄以致天下寒彻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政客呢？我曾经上互联网用中文“雅虎”（YAHOO）搜寻“麦卡锡”，期望找到其人其事的点滴信息，而从“全球最好的中文网站”拽到眼前的一长串资料，只与一个也叫“麦卡锡”的南非黑人球星有关，这颇让人感到惊讶——政治时代如此之快地让位于娱乐时代了！感叹之余，对互联网的信任多少打了点折扣。翻开《辞海》，看到的也仅寥寥数语：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美国参议员，1951年～1954年间，一度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搜集黑名单，进行非法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有麦卡锡主义之称。至于麦卡锡及其主义是如何终结的，则是一个问号。好在手头有一本《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在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用妙笔勾画的1932～1972年这四十年间美国政治和社会风情的历史长卷中，实录下的麦卡锡其人其事，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页。细细翻看，不光对麦卡锡的“光荣与梦想”及其破灭有了粗略的认识，还嚼出一番别样的意味。
这种意味，发自于对一个极为熟悉的词——“文化大革命”的联想！
其实，这颇为可笑，因为任何类比都有其蹩脚之处，无论从发生的年代和地域来看，五十年代初大洋彼岸的麦卡锡主义与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革”都相距太远，很难说有什么关联。历史固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但毕竟必须“相似”才行，而二者却凸显着如此多的差异：比如，“文革”是“扫除”或者“揪出”一切“混进党、政、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麦卡锡主义是什么？“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1〕。麦卡锡本人对自己主义的界定，虽然省略了战斗指向的对象，但没有人会误解他挥舞的旗帜上鲜明的反共标记，“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民已把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看成是反共的象征”〔2〕；“清洗”、“清除”“联邦政府雇用人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3〕，就是麦卡锡的既定目标。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麦卡锡主义定性为一种反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两支旗帜不同的军队，各自攻打和摧毁着对方的城堡，如何相似呢？！再比如，“文革”的发动和进行，带有自上而下的显然特征：最高统帅“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一人挥手之间，亿万人民紧跟前进，万旗翻动，山河红透。可无论怎么看，麦卡锡主义都似乎更多地带有“非官方”的色彩。虽然五十年代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共产主义的拥趸，在冷战思维下同样不遗余力地反对共产主义——早在1947年，杜鲁门就发布行政命令，制订《联邦雇员调查方案》〔4〕，以防止“赤色分子”渗透联邦政府；而艾森豪威尔更是用哈姆雷特的口吻，在1952年的竞选中称“自由乎社会主义乎”是“摆在国家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将消灭共产主义提到了“生存或者死亡”的高度。然而，他们始终让自己的政府与麦卡锡保持着一定距离，当麦卡锡四处乱泼的“脏水”溅到自己政府的身上时，便以种种方式还击：或者通过联邦调查局的正式调查加以驳斥〔5〕，或者干脆就声称不知道何为“麦卡锡主义”〔6〕，等等。不仅如此，就是在国会中，也会听到与麦卡锡完全不同的声音。国家权力上层对于“麦卡锡主义”的“敬而远之”或者说“厌而远之”的态度，使麦卡锡除了尚可控制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且在中下层有着一群闹哄哄的支持者外，可以说在国家政府面前，几乎像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孤独斗士，虽然远不如塞万提斯笔下的西班牙骑士那般可爱。
不过，倘若观察的视角转换一下，便会发现将麦卡锡主义与“文化大革命”联结在一起并非毫无来由。
“文革”的基本动因，据说是因为坚信党、政、军内钻进了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睡到了身边，资本主义“复辟”——“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或者“千百万人头落地”成为最现实的危险。这种基于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危机感，同样是麦卡锡主义存在的逻辑，只是变换了具体内容而已。麦卡锡及其跟随者们在各种场合下，总是喋喋不休地向人们描绘着一幅“危险”而“恐怖”的图景：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红色第五纵队”存在于美国社会〔7〕；“美国政府中共产党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充斥”〔8〕；已经“左右着美国政策的制订”〔9〕……这些几近于迫害妄想症的描绘，对于刚刚摆脱二战又笼罩在冷战阴影中的美国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也是容易获得认同的。而如何解除这种虚构的“危险”，在“共产主义的威胁”面前拯救美国社会，当然只有仰赖于首先发现这种“危险”的“天才”、“超人”，也就是麦卡锡。普通美国人中，对麦卡锡的支持率很高，就颇能说明这一点。麦卡锡主义不可一世的头两年自不必说，即使在1953年的寒冬，即麦卡锡主义行将走到末路的前夜，这个参议员的一次广播讲演，竟还引来了五万多封响应函电；而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54年1月的前六个月，“赞同这个参议员的公众上升了百分之十六。十个美国人中，不赞成他的不到三个人”。〔10〕对此，威廉·曼彻斯特也感叹：“肯定的说，一个能够一下子引起这种社会反应的煽动家是够可怕的。”〔11〕除了归结为麦卡锡主义的“共产主义威胁论”的确效应不凡外，很难找到别的解释。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可谓“文革”中最典型最普遍的现象，但这绝非中国的独创或首创，在麦卡锡时代，同样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威廉·曼彻斯特指出：“在五十年代早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受到怀疑；在有些单位，受怀疑就等于有罪。”〔12〕在麦卡锡眼中，共产主义侵袭的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央，因而“华盛顿成了麦卡锡同敌人搏斗的主要战场”〔13〕。任何一个普通的政府雇员，都会被他淘金般发现为“赤色分子”或“粉红色分子”，甚至最高层人物也会被他影射为“亲共”。他说：“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清单。国务卿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14〕即使连五角大楼的陆军部长也被“揭露”为“保护共产党员”——这很有点“自毁长城”的味道。当然，这些最终不过被证明是捕风捉影的胡诌，是居心叵测的谣言，但联邦政府尚且被随意泼上“脏水”，其他机构、其他人员又有什么理由不被怀疑呢？在“猜疑的年代”里，任意制造黑名单和强迫人“忠诚宣誓”
就是社会的流行时尚。凡与意识形态沾了边的行业或人员都难于幸免。比如教育机构，“在许多地方，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15〕；各大学的教师都被迫进行“忠诚宣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16〕，拒绝宣誓的教授则被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又比如娱乐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被说成“共产党最满意的广播公司”〔17〕；大批演艺人员上了黑名单，好莱坞亦无例外，其中一个倒霉蛋就是喜剧大师卓别林，他不得不像自己塑造的流浪汉夏尔洛一样，在后半生离乡去国漂泊流浪；以《欲望号街车》、《在江边》等电影而闻名的导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在自己上了黑名单后，为了“说清楚”，将更多的人也拽进黑名单中，以致卡赞其名成了“叛卖”的同义语。几十年后，在1999年第七十一届奥斯卡颁奖会上，老态龙钟的卡赞上台去领“终身成就奖”时，在场的许多人拒绝起立拒绝鼓掌，以示对这个叛卖者的蔑视；最荒唐可笑的闹剧是，在选美会上，主持人向候选美国小姐的美女们所提的问题中，有一个就是对卡尔·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持何种态度，其惟一可供选择的“正确答案”可想而知，答错了就会落选；辛辛那提棒球红队因为沾了一个“红”字，为了划清与“赤色分子”的界限，结果把队名也改了；而印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