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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半棵树》：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岳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
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
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
树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
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
这不是“悲剧意识”又是什么？读着它已分辨不清谁是树谁是那不屈的灵魂了。他还有一首叫做《悼念一棵枫树》。牛汉说，那天当他听到这棵曾经供他小憩、供他倚靠的有如亲密的伴侣似的大树轰然倒地时，他飞一般地奔了过去——“整个天空变得空荡荡的，小山丘向下沉落，垂下了头颅，枫树直挺挺地躺在丛莽之中。我颓然地坐在深深的树坑边，失声痛哭了起来。村里的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问我：‘你丢了什么，这么伤心？我替你去找。’我回答不上来。我丢掉的谁也无法找回来。”〔9〕这难道不是“悲剧意识”么？——“一个生命又倒下了！”
牛汉的坚忍是显性的——他毕竟用自己的笔将它写了出来。然而在干校之中，还有更多的人的变化却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形式——我称它为隐性的。这个“隐”是因为它来自于一种看不见的文化的力量，而表现出来的也同样是一种看不见的文化的力量。作为文化，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它软弱的一面——一夜之间可以被全盘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但它同时却又具有着极为强大的另一面——就像岩石下的小草，时刻在挣扎，在生长。
早已是命如草芥的冯雪峰，铺盖中细心裹扎的仍然是书——陪伴了他一生的书；被折磨成“鬼”般模样的孟超，一旦躲避开“人”的世界，便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他的《宋词选》的海洋中……如果说这二位尚属“烈士暮年”的话，还有更多的原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树叶掉下都怕砸破头的典型的文化人，这时也都开始从久违的文化的蕴蓄中寻找到支撑了。
沈从文被“流放”到咸宁干校时已年近七旬，周围没有一个亲人，血压高到240／130mmHg。至于居住的条件，“房子似乎适应‘窄而霉斋’称呼，虽不太窄，湿得可称全区首一位。平时雨中不过四五处上漏，用盆接接，即对付了，这月大雷阵雨加五级北风，三次灾难性袭击，屋里外已一样不分”。然而他却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在这么一种离奇不可设想的狼狈情况下（全房地下只床下不湿），却十分从容写了好些诗，可能有几首还像是破个人记录，也是破近二十年总记录的”〔10〕。
陈羽纶下乡的时候是“老弱病残”四个字占全了，尤其是左腿被截了肢。然而这位善良到没有任何防人之心的翻译家居然也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他默默地亦同样于黑暗之中选择了文化这一特殊的“武器”，来同灾难周旋，同生命抗争。他开始有计划地复习英文——“我总是想，过去所学的一切，总有一天还会派上用场的。”他怕人发现，每晚躲进蚊帐里偷偷地阅读，还将书包上了一个假的封皮。1995年筹建中的“向阳湖文化村”请他题字，书生气不减的他写下的竟然是：“回忆在咸宁向阳湖干校蚊帐中油灯下窃读英语文学名著引发
1981年创办《英语世界》杂志的情景，令人怀念不已。”
“什么地方有文化的存在，暴力就不可能在什么地方长期作威作福。”〔11〕这句话曾经被用在索尔仁尼琴身上，但它同样也适合于“五七干校”中的作家——无论是帐内读书，还是灯下写作，它们所反映出的都是文化的力量！韦君宜写有《回忆小川在干校写诗》、周明写有《记咸宁干校时的张天翼》，程代熙写有《我所珍视的“手抄本”》，宓乃竑写有《老前辈冯雪峰二三事》……他们所记载的无一不是这样一群以文化支撑着自己、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而作为他们的同辈与后辈又无一不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了文化所带来的力量与内涵。
（三）当年的“宁折不弯的抗争”更继续下去。
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评价“文革”之中的知识分子——“全军的覆没”、“启蒙的破产”，又或是“集体的麻木”、“价值的沦丧”，但有一点是绝对不可视而不见的，这就是在这一群体之中亦曾赫赫然地挺立着刚烈不屈大义凛然的田汉、吴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老舍、傅雷……固然这些人都不曾去过干校，他们在结束自己生命时这一“新生事物”还没有出现。但是干校的历史并没有将这一“宁折不弯”的精神中断，它在继续发扬，而且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出现。
郭小川应该算是第一个。这位“战士和诗人”留给人们的印象永远是：“在他的队伍里昂头走着，像农民一样赤着上身，手拿着镰刀，边走边使劲唱着歌。”〔12〕他为诗歌而生，为诗歌而死：“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1978年3月19日胡耀邦在给郭小川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13〕
李季、侯金镜等人也应该算作是与郭小川同一类型的人。李季曾这样回答妻子的不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可见，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非常清醒的、理智的。侯金镜的思索则更前进了一步，他厉声痛骂林彪是“政治小丑”。他宣称：“如果国内出现马列主义小组，我一定参加！”为此他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瘐死于干校之中。
这一类人的反抗都是公开的，因为他们“根正苗红”、“历史清白”。用郭小川的话说：“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是党的人。”但是在干校中间还有大批的人却没有他们这样的经历与资本，或是困于历史上的“污点”，或是囿于运动中的“前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亦勇敢了起来，他们或是冷眼相向，或是冷嘲热讽，总之均拿起了符合自己性格的“武器”开始抗争了——
因《李慧娘》一戏而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孟超编出了自己的“歌谣”：“早请示晚汇报，夜里还得假检讨；请不完的罪，站不好的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唱给自己听，也唱给别人听，唱完后拍手大笑。诗人丁力因抗战期间参加过国民党，亦成了“老运动员”。他坐在田头写诗了：“老牛老牛听我唤，如今我无公民权。我只扬鞭不打你，你得替我快耕田。”不管是苦涩的幽默，还是含泪的嘲讽，这批“地下创作”无疑都是针对着专制与黑暗的。朱家癵本是文物专家，竟也不甘寂寞地写起童话来。他描写了一头小黑驴，原本无忧无虑地整天玩耍，有一天它的妈妈在干活时被石头砸断了腿，小黑驴从此结束了幸福的童年，开始去重复母亲悲惨的命运。还有一篇是写一条小狗的：主人要搬家了，无法带它一同迁徙。小狗就像明白了一切，它烦躁地来回跑动，怨主人不讲友情，而主人却无法告诉它自己的命运也同样是茫不可知。
相比之下，陈白尘的胆子要算最大的了——他的“非法创作”竟是几大本实话实说的《牛棚日记》。他说要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个“伟大”的时代。他的“校友”陈原读后写道：“这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作者陈白尘，著名的剧作家，如果他一生仅仅留下这一部作品，也够得上称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家了。”〔14〕这些“地下”的创作虽说在当时并没有流传到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们却是真实的存在。它们虽说都各自带有着时代的烙印——或迷惘，或苦闷，但它们不屈服，不谄媚。它们是“地火”，是“于无声处”，是那时的中国的作家们值得骄傲的心理记录！
三、“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对于干校的反思，确确实实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整个“文革”进行反思的序幕与前奏。它既然已经开始，而且有人甚至在悄悄地动笔了，但是为什么“文革”结束后“干校文学”却始终没能掀起一股热潮？这又回到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上去了。——看来它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范畴内的问题，它涉及对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思考。大致来说；“文革”结束后作家们的心态可以分为这样几种：
（一）沉痛的反省。
持这种心态的人，大多是当年的虔诚的“殉道者”。虽说他们在干校期间已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思索，但是要想彻底地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一贯的思想，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张光年是这一类人的代表，他在整理出版自己的干校日记时于引言中谈了他的想法：“我将要把这本小书分赠各位友人，让他们知道我那时是何等的低能、低水平、低觉悟……”他反思自己：多年来“学而少思”，“惯于认直理”，“凭一股热情直来直往”，“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或许还停留在五十年代的水平”……一句话，“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譬如说，我们伟大的革命机体，本来是半封建社会的对立物，同时又存在旧社会遗留的某些封建性的毒素。这些毒素、毒瘤长期被忽视，一旦扩散开来，加上林、江之流封建法西斯野心家的兴妖作怪，可以酿成十年动乱那样的滔天大祸，这是长时间难以理解的。又譬如，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这也是“文革”中才见识到、体验到、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