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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所要用到的“历史”这两个字，同时具有更狭义与更广义的含义。所谓更狭义，指的是我们希望限制在针对过去某段时期、某个事件或一连串的事件，来进行基本上属于叙事风格，多少比较正式的描述。这也是“历史”的传统词义，我们毋须为此道歉。就像我们为抒情诗所下的定义一样，我们认为你会同意我们所采用的一般定义，而我们也会将焦点集中在这种一般类型上。
但是，在更广义的部分，我们比当今许多流行的定义还要广。我们认为，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赞同，但我们还是强调历史的基本是叙事的，所谓的事指的就是“故事”，这两个字能帮助我们理解基本的含意。就算是一堆文状的收集，说的还是“故事”。这些故事可能没有解说—因为历史学家可能没有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有意义的”秩序。但不管有没有秩序，其中都隐含着主题。否则，我们认为这样的收集就不能称之为那个时代的历史。
然而，不论历史学家赞不赞同我们对历史的理念，其实都不重要。我们要讨论的历史书有各种写作形态，至少你可能会想要读其中的一两种。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能帮助你使把劲。
※ 难以捉摸的史实
或许你加人过陪审团，倾听过像车祸这类单纯的事件。或许你加人的是高等法院陪审团，必须决定一个人是否杀了另一个人。如果这两件事你都做过，你就会知道要一个人回忆他亲眼见到的事情，将过去重新整理出来有多困难—就是一个小小的单纯事件也不容易。
法庭所关心的是最近发生的事件与现场目击的证人，而且对证据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个目击者不能假设任何事，不能猜测，不能保证，也不能评估（除非是在非常仔细的情况掌控之下）。当然，他也不可以说谎。
在所有这些严格规范的证据之下，再加上详细检验之后，身为陪审团的一员，你是否就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你真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法律的设定是你不必做到百分之百的确定。因为法律设定陪审团的人心中总是有些怀疑的感觉。实际上，为了审判可以有这样与那样的不同决定，法律虽然允许这些怀疑影响你的判断，但一定要“合理”才行。换句话说，你的怀疑必须强到要让你的良心觉得困扰才行。
历史学家所关心的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而且绝大部分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件。所有事件的目击者都死了，他们所提的证据也不是在庭上提出的—也就是没有受到严格、仔细的规范。这样的证人经常在猜测、推想、估算、设定与假设。我们没法看到他们的脸孔，好推测他们是否在撒谎（就算我们真的能这样判断一个人的话）。他们也没有经过严格检验。没有人能保证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所以，如果一个人连一件单纯的事都很难确知自己是否明白，就像法庭中的陪审团难下决定一样，那么想知道历史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一件历史的“事实”—虽然我们感觉很相信这两个字代表的意义，但却是世上最难以捉摸的。
当然，某一种历史事实是可以很确定的。1861年4月12日，美国在桑姆特要塞掀起了内战；1865年4月9日，李将军在阿波米脱克斯法庭向格兰特将军投降，结束了内战。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些日期。虽然不是绝无可能，但总不太可能当时全美国的日历都不正确。
但是，就算我们确实知道内战是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我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事实上，这些日期确实被质疑着—不是因为所有的日历都错了，而是争论的焦点在这场内战是否应该起于1860年的秋天，林肯当选总统，而结束于李将军投降后五天，林肯被刺为止。另外一些人则声称内战应该开始得更早一点—要比1861年还早个五到十或二十年—还有，我们也知道到1865年美国一些边睡地带仍然继续进行着战争，因此北方的胜利应该推迟到1865年的5月、6月或7月。甚至还有人认为美国的内战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除非哪一天美国的黑人能获得完全的自由与平等，或是南方各州能脱离联邦统治，或是联邦政府可以下达各州的控制权能够确立，并为所有美国人所接受，否则美国的内战就永远称不上结束。
你可以说，至少我们知道，不论内战是不是从桑姆特之役开始，这场战役确实是发生在1861年4月12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前面提过，这是在特定限制之下的史实。但是为什么会有桑姆特之役？这显然是另一个问题。在那场战役之后，内战是否仍然可以避免呢？如果可以，我们对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个如此这般的春日，所发生的如此这般的战役，还会如此关心吗？如果我们不关心—我们对许多确实发生过，但自己却一无所知的战役都不关心—那么桑姆特之役仍然会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史实吗？
※ 历史的理论
如果非要分类不可的话，我们应该把历史，也就是过去的故事—归类为小说，而非科学—就算不分类，如果能让历史停格在这两类书之中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承认，历史比较接近小说，而非科学。
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捏造事实，就像诗人或小说家那样。不过，太强调这些作家都是在编造事实，也可能自我麻烦。我们说过，他们在创造一个世界。这个新世界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非截然不同—事实上，最好不是—而一个诗人也是人，透过人的感官进行自己的学习。他看事情跟我们没什么两样（虽然角度可能比较美好或有点不同）。他的角色所用的语言也跟我们相同（否则我们没法相信他们）。只有在梦中，人们才会创造真正不同的全新世界—但是就算在最荒谬的梦境中，这些想像的事件与生物也都是来自每天的生活经验，只是用一种奇异而崭新的方法重新组合起来而已。
当然，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是不会编造过去的。他认为自己对某些观念、事实，或精准的陈述责无旁贷。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历史学家一定要编纂一些事情。他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会做出这些事。他可能有一套理论或哲学，像是上帝掌管人间的事物一样，编纂出适合他理论的历史。或者，他会放弃任何置身事外或置身其上的模式，强调他只是在如实报导所发生过的事件。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你在读历史书时，最基本的认知就是要知道作者在运作的是哪一条路。
不想采取这个或那个立场，就得假设人们不会故意为某个目的而做一件事，或者就算有目的，也难以察觉—换句话说，历史根本就没有模式可循。
托尔斯泰对历史就有这样的理论。当然，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小说家。但是许多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观点，近代的历史学家更是如此。托尔斯泰认为，造成人类行为的原因太多，又太复杂，而且动机又深深隐藏在潜意识里，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
因为关于历史的理论不同，因为历史家的理论会影响到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一个事件或时期的历史，就很有必要多看一些相关的论著。如果我们所感兴趣的事件对我们又有特殊意义的话，就更值得这么做了。或许对每个美国人来说，知道一些有关内战的历史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仍然生活在那场伟大又悲惨的冲突的余波中，我们生活在这件事所形成的世界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经由一个人的观点，单方面的论断，或是某个现代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观察的话，是没法完全理解这段历史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打开一本新的美国内战史，看到作者写着：“公正客观的美国内战史—由南方的观点谈起”，那这位作者看起来是很认真的。或许他真的如此，或许这样的公正客观真的可能。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每一种历史的写作都必定是从某个观点出发的。为了追求真相，我们必须从更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才行。
※ 历史中的普遍性
关于一个历史事件，我们不见得总能读到一种以上的书。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提出问题，以学习到有关的事实—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不过，这并不是阅读历史的惟一理由。可能会有人说，只有专业历史学家，那个写历史的人，才应该严格检验他的资料来源，与其他相反的论点作仔细的核对验证。如果他知道关于这个主题他该知道些什么，他就不会产生误解。我们，身
为历史书的半吊子读者，介于专业历史学家与阅读历史纯粹只是好玩，不负任何责任的外行读者之间。
让我们用修昔底德（Thucydides）做例子。你可能知道他写过一本有关公元前五世纪末，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实，这是当时惟一的一本主要的历史书。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查证他作品的对错。那么，我们也能从这样的书中学到什么吗？
希腊现在只是个小小的国家。一场发生在25世纪以前的战争，对今天的我们真的起不了什么作用。每一个参与战事的人都早已长眠，而引发战争的特殊事件也早已不再存在。胜利者到了现在也毫无意义了，失败者也不再有伤痛。那些被征服又失落的城市已化作烟尘。事实上，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伯罗奔尼撒战争所遗留下来的似乎也就只有修昔底德这本书了。
但是这样的记录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修昔底德的故事—我们还是觉得用这两个字很好—影响到后来人类的历史。后代的领导者会读修昔底德的书。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处境仿佛与惨遭分割的希腊城邦的命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