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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风格，结合了提出问题与面对异议的两种形态。《神学大全》分成几个部分：论文、问题与决议。所有文章的形式都相同。先是提出问题，然后是呈现对立面（错误）的回答，然后演绎一些支持这个错误回答的论述，然后先以权威性的经文（通常摘自《圣经》）来反驳这些论述，最后，阿奎那提出自己的回答或解决方案。开头一句话一定是：“我回答如下”，陈述他自己的观点之后，针对每一个错误回答的论述作出回应。
对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来说，这样整齐有序的形式是十分吸引人的。但这并不是托马斯式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在阿奎那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能明确指陈各种冲突，将不同的观点都说明出来，然后再面对所有不同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从对立与冲突中，让真理逐渐浮现，这是中世纪非常盛行的想法。在阿奎那的时代，哲学家接受这样的方式，事实上是因为他们随时要准备当众，或在公开的论争中为自己的观点作辩护—这些场合通常群聚着学生和其他利害相关的人。中世纪的文化多半以口述方式流传，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时书籍很少，又很难获得。一个主张要被接受，被当作是真理，就要能接受公开讨论的测试。哲学家不再是孤独的思考者，而是要在智力的市场上（苏格拉底可能会这么说），接受对手的挑战。因此，《神学大全》中便渗透了这种辩论与讨论的精神。
（4）哲学系统化：在17世纪，第四种哲学论说形式又发展出来了。这是两位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与斯宾诺莎所发展出来的。他们着迷于数学如何组织出一个人对自然的知识，因此他们想用类似数学组织的方式，将哲学本身整理出来。
笛卡尔是伟大的数学家，虽然某些观点可能是错的，也是一位值得敬畏的哲学家。基本上，他尝试要做的是为哲学披上数学的外衣—给哲学一些确定的架构组织，就像二千年前，欧几里得为几何学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笛卡尔并不算完全成功，但是他主张思想要清楚又独立，对照着当时混乱的知识氛围，其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不言自明的。他也写一些多少有点传统风格的哲学论文，其中包括一些他对反对意见的回应。
斯宾诺莎将这样的概念发展到更深的层次。他的《伦理学》（Ethics）是用严格的数学方式来表现的，其中有命题、证明、系理、引理、旁注等等。然而，关于形上学或伦理道德的问题，用数学的方法来解析不能让人十分满意，数学的方法还是比较适合几何或其他的数学问题，而不适合用在哲学问题上。当你阅读斯宾诺莎的时候，可以像你在阅读牛顿的时候那样略过很多地方，在阅读康德或亚里士多德时，你什么也不能略过，因为他们的理论是一直连续下来的。读柏拉图时也不能省略，你漏掉一点就像看一幕戏或读一首诗时，错过了其中一部分，这样整个作品就不完整了。
或许，我们可以说，遣字用句并没有绝对的规则。问题是，像斯宾诺莎这样用数学的方法来写哲学的作品，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就像伽利略一样，用对话的形式来写科学作品，是否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科学作品？事实上，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无法与他们想要沟通的对象作沟通，看起来，这很可能在于他们所选择的沟通形式。
（5）格言形式：还有另一种哲学论说形式值得一提，只不过没有前面四种那么重要。这就是格言的形式，是由尼采在他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所采用的，一些现代的法国哲学家也运用这样的方式。上个世纪这样的风格之所以受到欢迎，可能是因为西方的读者对东方的哲学作品特别感兴趣，而那些作品就多是用格言的形式写作的。这样的形式可能也来自帕斯卡尔的《沉思录》（Pensees）。当然，帕斯卡尔并不想让自己的作品就以这样简短如谜的句子面世，但是在他想要以文章形式写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
用格言的形式来解说哲学，最大的好处在于有启发性。这会给读者一个印象，就像在这些简短的句子中还有言外之意，他必须自己运用思考来理解—他要能够自己找出各种陈述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论辩的立足点。同样地，这样的形式也有很大的缺点，因为这样的形式完全没法论说。作者就像个撞了就跑的司机，他碰触到一个主题，谈到有关的真理与洞见，然后就跑到另一个主题上，却并没有为自己所说的话作适当的辩解。因此，格言的形式对喜欢诗词的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但对严肃的哲学家来说却是很头痛的，因为他们希望能跟随着作者的思想，对他作出评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其他重要的哲学形式了。（像卢克莱修的《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并不是特例，这本书原是以韵文写作，但是风格发展下去，跟其他的哲学论文又差不多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读到的一般都是翻译成散文的版本。）也就是说，所有伟大的哲学作品都不出这五种写作形式，当然，有时哲学家会尝试一种以上的写作方式。不论过去或现在，哲学论文或散文都可能是最普遍的形式，从最高超最困难的作品，像康德的书，到最普遍的哲学论文都包括在其中。对话形式是出了名的难写，而几何形式是既难读又难写。格言形式对哲学家来说是绝对不能满意的。而托马斯形式则是现代较少采用的一种方式。或许这也是现代读者不喜欢的一种方式，只是很可惜这样的方式却有很多的好处。
※ 阅读哲学的提示
到目前为止，读者应该很清楚在阅读任何哲学作品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发现问题，或是找到书中想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详细说明出来了，也可能隐藏在其中。不管是哪一种，你都要试着找出来。
作者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完全受他的中心思想与原则的控制。在这一方面作者可能也会说明出来，但不一定每本书都如此。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巴兹尔·威利的话，要找出作者隐藏起来、并未言明的假设，是多么困难—也多么重要的—事情。这适用于每一种作品。运用在哲学书上尤其有力。
伟大的哲学作品不至于不诚实地隐藏起他们的假设，或是提出含混不清的定义或假定。一位哲学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能比其他的作者解说得更淋漓尽致。此外，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作品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中心思想与原则。你可以很容易就看出他是否清楚地写在你读的那本书里。但是他也可能不这么做，保留起来在下一本书里再说明白。也可能他永远都不会明讲，但是在每本书里都有点到。
这样的中心思想的原则，很难举例说明。我们所举出的例子可能会引起哲学家的抗议，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能为自己的选择作辩解。然而，我们可以指出柏拉图一个中心思想的原则是什么—他认为，有关哲学主题的对话，可能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在柏拉图的各种对话中，几乎看不到他明讲这种观点—只有《自辩篇》（Apology）中苏格拉底讲过没有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活下去的生活，以及柏拉图在《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中提到过。重点是，柏拉图在许多其他地方都提到这样的观点，虽然使用的字数不多。譬如在《诡辩篇》（Protagoras）中，诡辩者罗普罗泰格拉斯不愿意继续跟苏格拉底谈话时，旁边的听众就表现出很不满意的样子。另一个例子是在《理想国》第一卷，克法洛斯刚好有事要办，便离去了。虽然并没有详尽的说明，但柏拉图想要说的似乎是：一个人不论是为了任何理由而拒绝参与追求真理，都是人性最深沉的背叛。但是，就像我们强调过的，一般人并不会把这一点当作柏拉图的一个“观念”，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几乎从没有明白地讨论过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书时，一开始就要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在他所有作品中，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彼此相关的。他在《工具论》（Organon）中详细说明的逻辑基本原则，在《物理学》中却是他的假设。其次，由于部分原因归之于这些论文都是未完成的工作，因此他中心思想的原则也就没法到处都很清楚地说明出来。《伦理学》谈到很多事：幸福、习惯、美德、喜悦等等—可以写上一长串。但是只有最细心的读者才能看出他所领悟的原则是什么。这个领悟就是幸福是善的完整（whole of the good），而不是最高的（highest）善，因为如果是那样，那就只有一种善了。认知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幸福并不是在追求自我完美或自我改进的善，虽然这些在一些部分的善中是最高的。幸福，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一个完整生命的品质。他所说的“完整”不只是从一时的观点来看，也是从整体生命的所有角度来看的。因而我们现在或许可以说，一个幸福的人，是具现了生命的完整，而且一生都保持这种完整的人。这一点几乎影响到《伦理学》中所有其它想法与观点的中心思想，但是在书中却并没有怎么明白说明。
再举个例子。康德的成熟思想通常被认为是批判的哲学。他自己将“批判主义”与“教条主义”作了比较，把过去许多哲学家归类为后者。他所谓的“教条主义”，就是认为只要凭着思考，用不着考虑本身的局限性，人类的知性就可以掌握最重要的真理。照康德的看法，人类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严格地检查并评估心智的资源与力量。因此，人类心智的局限就是康德中心思想的原则，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这样说过。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这个概念被清楚地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