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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谨
《老戏的前世今生》目录
如何让朱买臣故事有教育意义贫贱夫妻的经济学风尘的想象与写真什么时候才能容忍妓女横行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西湖山水还依旧“人鬼情未了”的中国版本杨四郎的伦理底线昭君怨，文姬恨从关羽到关老爷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谁是最可爱的人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什么人能当县官六案孔目与技术官僚治国天网恢恢，疏而……
暴行与正义没赖场，赖和尚封底文字：以《浣纱记》为典型代表的美人计，是一种竭力要让敌人因消费美女而快乐，渐渐从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或者说有野心也有雄才大略的强人，堕落成纯粹的享乐主义者的计谋。
——《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救风尘》的故事，始于一对嫖客和妓女很像要向爱情与婚姻转化的性买卖，性的临时交易变成长期租赁，要从零售和批发转成一次性买断，用男主人公周舍的话说，那是“她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妻她”的现厢情愿的大好事。
——《风尘的想象与写真》《四郎探母》的故事之所以成立以及感人，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原因，就是大汉的杨四郎和番邦的铁镜公主相互之间通过十五年的婚姻生活建立起来的跨文化的信任。
——《杨四郎的伦理底线》
作者简介
傅谨，男，1956年生于浙江衢州，文学博士，当代最具影响的戏剧理论家之一，现任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戏剧美学和现当代戏剧研究，同时大量撰写艺术评论与文化随笔。曾经出版专著《新中国戏剧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中国戏剧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戏曲美学》（文津出版社，1995）等10部和随笔集《醉卧花丛》，这些著作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先后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文艺评论奖一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优秀奖等学术奖项。
贫贱夫妻的经济学（1）
所谓理想，都意指凡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孟子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两千多年来这番话一直被读书人用来形容君子操守以自我激励，但事实上也没少用来要求别人、要求普通百姓，或者说更经常是用来要求普通百姓。要求别人比要求自己为多，是因为比起躬身践行，到底是教育别人比较容易些。
戏里戏外，有多少人能够同时达到做人的这三种境界，很难回答，因为这类事情，能不能做到是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没有真正遇上考验人的关键时刻，谁都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好汉；而要让一个人一古脑儿都经受这三项考验，机会又可以说少而又少，所以还是不得不空谈。
既然空谈，就有个顽皮的想法，想比一比三者的难易程度。找不到一身而能兼三任的顶级君子，区别其难易只能任凭揣度。做君子的这三种理想操守，虽然都难，细细相较，毕竟其间还是有难易之分。说起来，我以为最难的是第三句。贫贱年间，人们可以仅凭着某种信念和理想支撑着保持自己的本色，而贫贱之家，本来就难得遭遇什么真正的诱惑，想“移”也并不总是有机会“移”，就像怀旧的艺术家常常会想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艺术的专注，却忘记了这种专注的背后，是哪怕你想贪图物欲也没有什么可让你贪图呀；面对种种暴力的压迫，以江姐刘胡兰——至少是道德理想教材里塑造的江姐刘胡兰——为代表的女英雄“威武而不屈”的行为，固然非常人之所能为，但不是所有视死如归的人都有君子的高尚理想道德为支撑，有时也可以只是一种倔犟的心性，虽然强过匹夫之勇，相去未必很远。然而，说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都比不上“富贵不能淫”那么煎熬人。天地间多少人，一阔脸就变，元杂剧《渔樵记》和后来许多同题材剧目的“马前泼水”的男主人公朱买臣式的人物满大街都是，看他得了个状元就跩成那样，对那位含辛茹苦和自己共渡了二十年苦难的夫人——哪怕只能称为前妻——使劲地发飙，就像《冻苏秦》里最终六国封相的苏秦对他的嫂子发飙一样。写在戏里演在台上，你可以说他算不得什么光彩，只不过是个得志小人而已，但人们好像很能接受和认同朱买臣。他当然是有资格跩的，毕竟他中的是头名状元呢，不过只是面对那位与自己曾经同甘共苦二十年的结发妻子发飙算什么能耐？
是的，这篇文章要继续谈朱买臣和他的结发夫人的故事。世人看《渔樵记》看《烂柯山》，指指戳戳，骂的多是朱买臣那位未能达到“贫贱不能移”的理想境界的夫人，而对没有做到“富贵不能淫”的朱买臣，却表示出惊人一致的沉默。朱买臣故事写尽文人的酸辛，戏里的朱买臣努力读书却多年考不上功名，于是他的妻子狠心地强逼他写下休书，一场“逼休”演得让人不由得潸然泪下。最后马前泼水一场，只是点睛一笔，无非是为了告诫普天下嫁给读书人的女性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切切不可因耐不住一时的贫贱而错过了一场好姻缘。所以，你可以把这看成一部劝女人“贫贱不移”的戏，而且仅仅如此。人们不能原谅朱买臣的妻子却很容易接受马前泼水时朱买臣那副嘴脸，坐在剧场里看戏文一段一段地演绎，好像是谈到“贫贱不能移”时人人心里都跃跃欲试，仿佛每个人都比朱买臣的夫人更能够安贫乐道，何况那清贫日子过后马上就是大富大贵呢？然而那一句“富贵不能淫”很容易被人们轻轻带过，看到朱买臣的得意样子，大凡心里感觉特解气的主儿，假如真有幸骑着高头大马路遇当年冷落了自己的前妻，多半都会效尤。看来，“贫贱不能移”很多人都能做到，因此可以很义正辞严地用它为标准要求世人，而“富贵不能淫”才真正困难，有几个人做得到？
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来谈谈“贫贱不能移”。论及贫贱，朱买臣似乎比他的夫人更像是“不移”的模范，戏就是这样演的，但即使我们以最善良的心性分析朱买臣之所以“不移”的原因，也与高尚的人生境界相差不少。因为无论是按照这部大戏的哪种演法，朱买臣之所以“不移”，都不是因为他对贫贱人生甘之如饴，更不是因为他对于读书、对于求知有什么形而上的兴趣，而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是个经国济世的大才子，由此认定自己很快就能够发达。因此，他读书只是为了高官厚禄，他能够忍耐贫贱的生活只是因为他还需要等待时机。中国古代戏剧总是能用非常简洁的表达方式揭示他这类人的读书目的——为了科举并且为了考上状元，因此，他读书是为了科举，他愿意读书是由于他深信自己能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如果读书是为了发达，就像嫁人为了幸福一样，那它就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资。但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的投资，暂且把那些更高尚的理由放在一边，我们更客观地、更诚实地将读书当作一种特殊的职业，并且把中国古代读书人放回到他们生存的那个环境，来讨论专门从事“读书”这种职业的文人们的行业前景与风险，就不难知道这样的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实在是很不对称。如果说读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更在于假借科举这条特殊的通道，读书人有朝一日有可能因为才学而获得升迁的机会，那么科举制度就成为一种诱使人们将读书当作一种有前途的职业的制度设计；只不过科举对于读书人来说太像博彩，科举制度也就成为像博彩一样的干部制度。中国古代戏剧里的科举更是这样，因为在戏剧里，科举的博彩性质被无数倍地放大，放大得清晰无比。说科举类如博彩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像这类三年一次又有那么多读书人参加的考试，卷子最后能有机会到达天子手上并且还要被相中，那概率是很低的；即使排除所有作弊的因素，假定每次的科举考试都很公正，哪份卷子被相中哪些卷子被刷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运气，未必真能衡量出举子与举子间高低不等的水平；其二是说，即使像用数字机摇奖来决定获奖者那样完全随机的、本来并不存在任何规律性的博彩，却总是有许多人相信自己拥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比别人有更大的可能中得大奖，因此戏里的书生们无不相信中个状元就如同探囊取物般信手拈来。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戏里戏外，为什么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会吸引全国上下那么多读书人去疯狂地追逐那一个极其微小的机会，其原因，就是由于每个读书人都像戏里的秀才一样，深信自己有异乎常人的才能与运气，他将是那唯一的幸运儿，就像买彩票的人相信自己能中大奖一样——最后的相似是，穷人才会经常做中彩而一夜暴富的梦，穷书生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做做考状元这样彩头极大的梦，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何况机会小并不等于没有机会，更不用说，机会小并不意味着没有吸引力，关键在于游戏规则的制订。如果把考状元比喻为一种博彩，那么它可能是比起任何彩票的中奖概率更低的一种彩票，但只要彩头足够大，就总是有其吸引力。
哲学家们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们会理性地分辨某种现象出现的概率，由此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与选择。殊不知假如人类真是如此理性，那么像彩票这一类中彩的概率极低而且结果注定是“负和”零和都说不上，彩票中心的员工还指着它发薪水呢的博彩，就不会有任何人参与，按照一样的道理，假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