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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1。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年…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1979…1989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20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形势会合到了一起。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1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80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属于本题范围之内。
本文是作者1989年3月至4月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
第3章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
节录邓力群
关于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部分，是乔木同志去年七月写出并基本定稿的。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认为很好。原来这一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不满意，其他看了稿子的同志也不满意，归根到底是起点太低，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乔木同志重新写过，起点就很高。这里首先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这些论点是经过反复核对，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的文字，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最主要的论点。这些论点列举出来，就使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即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论点，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同文化大革命前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些论点，最核心的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而且不只是要进行一次，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出来之后，别人把它们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这个概括，『毛』泽东同志是认可了的，同意了的。后来长期使用这样一种概括，并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有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东西，还没有提到新阶段的高度，可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竟被说成是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错误的理论。《决议》列举这些论断之后，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这些主要论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跟自己打架。如果自己原来错误了，后来自己改正了错误，这种打架是前进了，好处理。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这套理论一出来，就否定了他自己过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而且一直坚持下去。六中全会期间请党外人士对《决议》草案提意见。有的党外人士认为，《决议》是一个杰作，表现在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起草小组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找到这个出路的。乔木同志煞费苦心，写来写去，改来改去，深思苦虑，最后形成了上面那段文字。讨论中间和《决议》发表以后，许多人讲，这样一来，更证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科学原理，谁违背了也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自己违背了也要犯错误。这样说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顺理成章了，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就更能为大家接受了。
第20节从四个方面批评这些主要论点。用语很重、很有分量，又是科学的、有分寸的，甚至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用他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的错误。
第一条说没有事实根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这个混淆了是非，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话。一个领袖，把是非都混淆了，这还不严重？可是没有用颠倒是非这个话，又是很有分寸的。
第二条，这种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敌我的混淆，也是他的语言。领袖混淆敌我，确实严重，可是并没有写成颠倒敌我，更没有写成认敌为我，认我为敌。
第三条，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毛』泽东同志给斯诺讲，说这里也是独立王国，那里也是独立王国，只有直接诉诸群众。但是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讲的是脱离，没有讲摧毁了党的组织，打『乱』了党的组织，反对了群众，压迫了群众。
第四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很重很重的话，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说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这里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的意见。这涉及到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的重大问题。包括用语，用于林彪、江青的，绝不滥用于『毛』泽东同志。更不用说『性』质不同，他们是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是左倾严重错误。
小平同志再三讲，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要恰如其分。现在这个《决议》，分寸是掌握得很好的。事实证明，对这样的评价，反应是很好的。
讨论中也有的同志讲，现在的批评还不够，这件事情没讲，那件事情没讲，有的同志甚至说，我们旧社会的道德叫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为尊者讳。这一段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不是遵循旧的道德观念。该批评的都批评了，有些细节略而不写是必要的。小平同志讲，对林彪、江青的重用，是事实，《决议》里写了重用了这几个人，要是有人问，为什么重用？这就属于枝节问题。批林批孔，结果批评周恩来同志。《决议》讲，『毛』泽东同志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讲到这里就行了，其他也略而不提了。
这里涉及到用不用路线的提法，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小平同志讲，这里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个判断实际上比路线错误更严重。经过反复考虑、反复讨论，中央下决心，从这个《决议》起，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包括写历史上的错误，例如内战时期，说王明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有同志主张，加上左倾路线错误不好吗？现在没有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观察党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错误，难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缠。索『性』连王明也不提左倾路线错误，而实质已经说清楚，是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红军从30万减少到3万左右，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左右。
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三段，是按照历史顺序写的。这里既写了敌人的捣『乱』，也写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写了我们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江青的斗争，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抵制。这部分按照历史的情况讲了，『毛』泽东同志在哪一段里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尽管从全局来讲，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做过好事，对党有过贡献，不能因为有严重错误就忽略这些东西。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的错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所以，有的外国友人说，一方面讲错误，同时讲贡献，表示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谅解，这种谅解是诚实的，不是违反事实的。这个评价我看很对。我们不是为了谅解而硬编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好事，来减轻、平衡他的严重错误，而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面貌，严重错误不含糊，可是做了好事，对党对人民有贡献，我们也如实肯定。也就是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稿子，第23节有二三百字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全会讨论过程中间，郝建秀同志说，起草人出于好心，想把『毛』『主席』同林彪、江青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样一比，倒把『毛』『主席』比低了，革命家怎么能跟林彪、江青相提并论呢？她主张把这段删掉。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决议》掌握一条很严格的界限，就是主要处理党内问题，不是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论断的问题。
《决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为这种共同斗争，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固定资产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为百分之六七。这当然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