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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上头意见分歧，一气之下，带着爱人、孩子和一个警卫班跑了。钟伟一行从湖北八面城五圣山走到苏北阜宁，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爱人刚生过孩子，走不动，就用担架抬。其间还打了几仗。在苏北，黄克诚收留了他，先当支队司令，后当副旅长、旅长。李先念那儿正在批判“逃兵”钟伟时，却突然在报纸看到旅长钟伟的名字，全支队哗然：“逃兵怎么当了旅长？”
他好的时候，真了不起。他好的时候，谁也比不上他；他坏的时候，可谁都不如他狠毒！在苏北，一次打日军。两个炮楼打下一个，另一个怎么也打不下来。连长是新调来的，有点犹豫。钟伟对警卫连长说：“你去告诉他，一个小时打不下，提头来见。”警卫连长跑去说，快打吧，支队长要枪毙你了！那个连长一咬牙，打下来了。由于这次攻日军我军伤亡很大，钟伟一气之下命令把所有俘虏统统毙了。
打文家台，我军抓了大批俘虏，但就是找不到新5军军长陈明达。因为敌人在被俘前许多当官的都化装为士兵，钟伟说：“这好办，把俘虏集合起来跑步，快快跑，把掉队的统统给我抓起来审问，当官的肯定跑不了路。”
这一招也真灵。刚开始跑，就有一个大胖子掉队，上气不接下气。一审查，原来是陈明达的副官，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胳臂上套着12条金项链的陈明达。
谁能理解钟伟那颗被战争扭曲了的灵魂呢！没有爱，只有恨；不是生，就是死。一切都很困难，唯有死亡容易。一个从死亡中爬出来而又随时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能和正常人的思维、语言、行为一样吗？
枪声远去了吗？
枪声远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钟伟曾任北京军区参谋长。那时展现在他面前的祖国首都一派和平景象：鲜花如海，歌声如『潮』，空中不时掠过一群美丽而快活的鸽子，甩下一声声悠扬的鸽哨。
面对着一派和平景『色』，他和所有饱经战争磨难的人一样，真的以为枪声远去了。
那是一个万家灯火璀璨的夜晚，当儿子钟戈挥回来告诉他自己报考飞行员体检合格时，兴致勃勃的戈挥原以为子承父业，他一定会高兴的，结果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把一个心爱的清代花瓶砸得粉碎，房子里震动着他的咆哮：“谁叫你去当兵的，仗我都代你们打完了，当兵干什么？我们已经破坏得够多了，你们这一代应该建设，应该建设！你懂吗？”
孩子们懂得为父的心思，他们没有辜负钟伟的期望——老大钟戈挥考上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老二钟戈扬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老三钟戈平也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女儿钟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工艺系；小女儿钟山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重要技术骨干力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路走对了，他们走上这条路与父亲的思想影响分不开。
然而，钟伟当初的想法却是过分天真了。
1959年的夏天，他似乎又听到了枪声。
第16章 钟伟：枪声远去了（3）（）
那是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军委扩大会上，会议一开始，他就感受到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但是钟伟还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心情轻松地参加这次扩大到他的会议，因为在庐山会议期间，钟伟正在苏联访问，和庐山会议的当事人没有一点瓜葛。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在会议的进程之中，他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成了“彭黄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会议第三天，在分组的背靠背的批判中，空军放了两颗“重型炮弹”。
一颗是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放的，他说黄克诚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团级干部。
另一颗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放的，他揭发黄克诚在苏北3师时贪污黄金。
黄克诚既谋财又害命，真是罪该万死！
可巧的是这两条“罪行”都与钟伟有关。吴法宪说，黄克诚枪毙一军团的人时，钟伟是现场监刑的。另一位高级干部说，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钟伟可以作证。
钟伟从平静的港湾一下子被推上了波峰浪谷。这对他来说是有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如果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必然难逃为彭黄辩护的干系；如果不负责任地『乱』说，他于心不忍，也不是他的『性』格。会议休息时，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海军政委苏振华私下劝他，就说时间过去太长了，记不清了！
然而，他没有那样做。
钟伟清了清嗓子，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了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正当部队冲到半山腰时，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猛烈『射』击，部队前进受阻。他率一个警卫班在团火力配合下向小山头猛攻，而这时配合作战的一军团一个干部却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我后续部队捉住。按照他的『性』格，如果是自己的部属，早就把他毙了。正因为他是一军团的人，特意问了在场的一军团的罗瑞卿：“你看怎么办？”罗瑞卿毫不犹豫地回答：“执行战场纪律！”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而钟伟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第一，这件事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他也不知道这回事，和黄克诚也没有关系。
“第二，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林总，林总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我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
“第三，当时一军团的罗瑞卿同志在场，他也同意我们的枪决处理。”
对于第二件事，钟伟说：“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无法证明。再说，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他（黄克诚）哪里放？”
说着说着，他把自庐山会议以来本该深深埋在心底的刺痛也一股脑儿端出来：“我们大家都是军人，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枪毙一两个怕死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
刹那间，会场『乱』了起来。
钟伟的发言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各『色』人们的心态：有的人因谎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惊恐万状；有的人一抒胸中不平之气，深感痛快淋漓；有的人为自己的懦弱而愧悔交加，无地自容；有的把钦佩的眼光投向钟伟，手里却捏了一把汗。
黄克诚眼睛模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站起一位铮铮铁骨的汉子。
“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哪！”
当时，几乎所有参加那次会议的人都这么说他。因为那时庐山会议已经开过，『毛』泽东为彭德怀事件早已定了案，一些人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可他却自投罗网，往“贼船”上靠；因为那时林彪在军队最高统帅的地位已经确定，一些人巴结都来不及，而他却斗胆与他唱反调；更因为他的发言触及了我军历史上最深层、最敏感的神经，也是『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最忌讳的一个问题——军队中的山头主义。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钟伟啊，你能洞察军事斗争的风云变幻，却无法辨清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军事是什么？军事是真枪实弹的战场。政治是什么？政治处处有谎言制造的陷阱。你难道就不明白吗？
钟伟啊钟伟，你打了一辈子恶战，却对用兵之道不甚了了，不懂得“善用兵者隐其形”、“有而示其以无”……
据说，罗瑞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
『毛』泽东『主席』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他问：“谁说批判彭德怀是搞宗派主义，是挑拨一、三军团的矛盾？”
罗瑞卿回答：“钟伟！”
“就是那个矮个子钟伟？”
“是！”
『毛』泽东无言，沉思，接着，拿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奋笔疾书：“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而钟伟这时已责令停职反省。他的眼前出现的是『毛』泽东『主席』《娄山关》词里的景『色』——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尖锐而无情的枪声不绝于耳。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
1967年夏，安徽合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武装大对抗。
这个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由唇枪舌剑变成了真枪真剑。其时好派捷足先登，占据了市中心的最高建筑百货大楼；屁派组织了多次进攻，伤亡惨重，一无所获。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的钟伟（安徽省农垦厅副厅长）再也坐不住了。
这一天，正当屁派头头们为攻打百货大楼一筹莫展时，一位身穿蓝『色』旧中山装的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老人一进门就口出不逊：“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
众头头连忙请教良策，老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番耳语。
果然，第二天，随着一阵枪响，屁派轻而易举地拿下了百货大楼。
从此，厄运便像影子一样跟随着钟伟，中央文革向全国通缉了这个『插』手红卫兵武斗的“罪犯”。
想不到在和平时期钟伟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
他曾经化装成农民，和来抓他批斗的红卫兵擦肩而过。红卫兵问：“钟伟住哪里？”他回答：“就在那个楼上！”
一个月后，好派红卫兵抓获了钟伟，大会批斗后把钟伟装进一个麻袋扔到河里。可是不久，红卫兵竟然接到他的电话：“我钟伟还活着，你们来抓吧！”
当合肥红卫兵紧急动员起来追捕“彭黄死党钟伟”时，钟伟却早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个劳改农场，与战犯范汉杰对酒叙旧，研讨辽沈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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