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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治平和子女闻此均泣不成声。
此时离罗瑞卿将军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正好一年。
第29章 尤太忠：战将的风骨（1）（）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笔者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初次见到尤太忠将军的情景：尤太忠将军站在会客厅里，就像一尊铁塔屹立着，一身深黑『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脚蹬一双过时了的黑『色』白底布鞋，虽然未着戎装，却依然威风凛凛、杀气『逼』人。
他的身后是这间会客厅里唯一的一件摆设：一只巨大的玳瑁标本，头顶有两对前额鳞，上颌勾曲，背面的角质板呈瓦状排列，淡黄『色』和褐『色』相间的花纹，四肢为鳍足状，就像四块椭圆形的乒乓球板。玳瑁是海龟类的一种，凶猛无比，南海渔民喜欢把它制成标本摆在家中镇妖避邪。
尤太忠将军大步走来，笔者立正向他敬礼，和他握手。近距离地望着将军，立即感到他脸上有一股威严，一股令人不寒而栗、望而生畏的威严。尤其是那张天生的“将军脸”——如同京剧中的武生脸谱。这种敬畏之情一直没有解除，虽然以后笔者多次与他接触，几近成为忘年交。
和尤太忠将军来往多了，笔者慢慢地胆子也大了些，但曾经有几次笔者扎扎实实地尝到了他威严的厉害。
一次是笔者到北京访问陈锡联将军回广州后。陈锡联是尤太忠的老上级，笔者到北京代表尤太忠向他问候，他也很高兴地托笔者向尤太忠问好。在将军的会客室里，笔者把录音机拿出来，把陈锡联的问候放给他听。将军把录音机贴在耳朵上认真地听着听着，突然脸『色』“晴转多云”，放下录音机指着笔者说：“你对陈司令说，杜义德到我这里坐了三个小时。哪有三个小时？顶多两个小时。”他说：“杜义德来时已经快十点了，走时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呢。瞎胡说！”
将军当时一脸的不高兴，幸亏将军夫人王雪晨及时出来打了圆场。
另一次是笔者采访尤太忠将军结束后，把我写王近山将军的文章《猛将王近山》给他看。这篇稿子主要是根据尤太忠将军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登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出版的《世界军事》上。《世界军事》是才创刊不久的一本纯军事刊物，为了扩大影响，笔者带了六期送给尤太忠将军。刚开始将军很认真地看了《猛将王近山》。看完后，他又把其他几本拿出来翻了翻，脸上又一次“转晴为阴”。因《世界军事》封面上都是外国军人，将军扫了一眼，一脸的不高兴：“怎么都是外国鬼子啊？『乱』弹琴！”
尤太忠将军将几本杂志往书桌上一丢，连招呼也不打，转身就走。
王近山复出
1992年11月16日下午，尤太忠将军在他的书房愉快地接受了笔者的第一次采访。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橙黄『色』的书桌，左边是一张简陋的铁架床，床边是一排摆满了军事书籍的书架。这种愉快的感觉是笔者从他脸的下半部分读出来的，他的眉头仍然拧得紧紧的，而他的两片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他的笑容不是在眼睛而是在嘴巴上显『露』的。
那天笔者采访的话题是王近山。尤太忠将军刚从北京参加中共十四大会议回来。那个首次破除党的领袖终身制的会议，决定了中央军委的重大人事变动，也是将军心情格外好的原因之一。
随着电视剧《亮剑》的热播，王近山的名字也开始响亮起来了。而在十多年前，王近山将军是个被人遗忘在某个角落的名字，就是对认识他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采访尤太忠将军之前，笔者曾向许多熟悉王近山将军的老人了解情况，他们大多是吞吞吐吐，不愿多谈，以一个“唉——”声长叹应对；有的一提到“王近山”的名字立即兴奋起来：“他能打啊！”接着一个“但是……”
就不愿谈了；有的甚至警觉地问：“写谁不行，为什么要写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尤太忠将军的态度则完全不同。
他听说笔者要写王近山，一反过去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接受采访的惯例，热情地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这一年里笔者曾多次联系采访，均被他一口回绝）。他不但接受了，而且破例把笔者安排在他的书房里与他单独谈。据将军夫人王雪晨后来告诉我，尤太忠一般都在宽大的会客厅接待来访者，很少在书房里接待客人。
笔者清楚地记得，他谈王近山打仗时兴致勃勃，充满了由衷的敬意；谈王近山遭受的挫折时心情沉重，充满了深深的惋惜情感；谈到他新中国成立后和“文革”中的境遇时，有一种欲拔刀相助而难酬其愿的悲怆气概。
在1992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代战将——回忆王近山》一书中，有尤太忠将军写的一篇文章。尤太忠写道：“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就与王近山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一起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在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同志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3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委，我们都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从王近山这位老首长、老上级身上学到了许多革命斗争经验。我们一直深深地怀念他。”
曾经在战争岁月所向披靡、战功赫赫的王近山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不顾领导和战友的劝阻，执意与结发夫人离婚。他的个人目的达到了，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撤销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行政级别降为副军职，并由中将衔降为大校衔，下放到河南某农场任副场长。
那一天，尤太忠将军向笔者讲了许多王近山将军打仗的故事。后来，笔者根据这些素材写出人物素描《“疯子”王近山》，发表在1993年《世界军事》第3期上，发表时标题变为“猛将王近山”，应该说，这是第一篇公开为王近山正名的文章。
从尤太忠谈话的表情和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老上级”十分敬重，这种敬重并没有因为王近山将军的落难而发生丝毫变化。岁月动『乱』，人事沉浮，没有使尤太忠将军放弃对一个人的真正情感。
1969年7月，王近山复出，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的复出，当时在军界上层是一件轰动的新闻，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王近山的复出是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毛』泽东建议的。其实，时任27军军长的尤太忠将军是促使王近山将军复出的主要推手。
这是尤太忠将军不经意谈到的一件内幕。尤太忠将军虽然是一员战将，但又有独特的政治嗅觉。王近山被处分后，他始终关心着这位老领导。
尤太忠将军在1969年4月九大召开期间与许世友散步。
尤太忠说：“王近山的问题处理得太重了。一个老红军当个农场场长，叫人家怎么过啊？”
许世友：“那就叫他回来！”
尤太忠：“许司令，王近山这一级干部回来，要中央同意啊！”
许世友：“你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我有什么办法？”
许世友：“你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尤太忠：“许司令，现在不是要准备打仗吗？”
许世友：“哦。”
正是尤太忠将军对许世友的提醒，带来了王近山将军复出的重要转机。
闻鼙鼓而思良将。在九大的一次会议上，许世友主动向『毛』泽东『主席』建议：“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王近山很能打，处理太重了，能不能让他出来带兵？”『毛』泽东问：“王近山我知道，你们哪个军区要啊？”许世友立即说：“我们要！”尤太忠将军说，这样又把另一位犯了错误的老中将周志坚也一起解放了。
1969年7月某日深夜1时，南京火车站，一对身穿褪『色』破军装的夫『妇』从郑州开来的硬座车厢里走出。男的一只手拎着一只旧旅行袋，女的用手拉着个三岁的小孩子，手上还拎着两个网兜，里面装着玉米、山芋、地瓜等杂粮。他们就是王近山一家。王近山夫『妇』一下火车，便对眼前的情景愣住了：三位军职干部早已站在月台上躬身迎候。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次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中山陵八号摆了两桌丰盛的宴席，为王近山一家接风洗尘。
那是一幅令人酸楚而又令人感动的画面。我在《猛将王近山》一稿中写的这一段，就是尤太忠将军亲口对我说的。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王近山将军永生难忘的一幕。而当尤太忠将军向我叙述这件事时，却是那么自然，那么平常。他说：那天我到南京开会，住ab大楼（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晚饭后散步，遇到军区司令部的管理局长，他原来是我们27军的干部。
我问他：“干啥？”
他说：“许司令指示接一个老首长。”
我问：“老首长叫什么？”
他说：“叫王近山。”
我马上就对他说：“几点钟到？我也去接。”
他说：“从郑州开到南京的火车，1点钟到。军长太晚了吧，明天你还要开会。”
我说：“你别管，我去接。”
尤太忠将军告诉我，当时他很兴奋，立即给几位王近山的老部下打了电话，问他们去不去接站，但态度都不明朗，有的说你去我就去，有的问去接站好不好？尤太忠怒道，“你们不敢去，我自个儿去！”
对尤太忠将军来说，为老领导复出提建议，老领导复出后去接站，这都是一位老部下应该做的事，是一个人无须考虑无须犹豫的正常行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