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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尤太忠将军来说，为老领导复出提建议，老领导复出后去接站，这都是一位老部下应该做的事，是一个人无须考虑无须犹豫的正常行为。他说，老领导落难时不敢说话，落难的老领导到你家门口不出迎，那还是不是人？
尤太忠将军接着说：“到了半夜，吴仕宏来了，肖永银也来了，我们三个一起去火车站接。看到老首长这个情况，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指着他带的那些农产品说：‘你带这些干啥？’他说：‘自己种的，你们城里人吃不到啊！’”
回到ab大楼，尤太忠将军立即叫管理局长炒了几个菜，给王近山夫『妇』吃。
尤太忠和夫人王雪晨一直陪伴在左右。
我曾多次参加将军们的聚会，老将军们在一起的话题并不是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而是与我们普通人一样，是“生老病死”“吃喝玩乐”；是“某某人如何了”“某某人应该如何，而不应该如何”“某某人做得在理，而某某人太不像话”
等。他们评判事物的准绳不一定是政治，而更多是出于人情和良知。
“一个跟党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这样处理是太重了，‘文化大革命’冲击老干部就更不应该了。”尤太忠将军讲到这里，我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显出沉痛的表情，眉宇中间的两条竖纹陷得更深，那条肉瘤更突出了。
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
笔者第二次采访尤太忠将军是1996年4月13日上午。三年多不见，将军得了一场大病，老了很多，脸上肌肉明显松弛了，神情有点疲惫。已过阳春的天气开始转暖，但他还穿着深绿『色』『毛』料军制服，风纪扣仍然扣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鸭舌帽。这次采访，笔者才清楚地看到，将军为什么始终拧着眉头——原来那是两道明显的竖纹，深深竖纹间是一长条略微凸起的肌肉。正是这展不开的眉头，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京剧武生相的效果。
“首长，想请你谈谈长征……”那时笔者在广州军区战士报社任副社长，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们决定为尤太忠将军做一个专访。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忆昔抚今，将军说，“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
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29团5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17岁的小青年。在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战士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是齐齐整整的一半呀！
下面摘录的是笔者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清晰和精确，但笔者不想对它进行加工整理或增删修改，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尤太忠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于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得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60年了，那一个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藏民的冷枪，死了。藏民打枪准得很。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了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279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274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271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279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第30章 尤太忠：战将的风骨（2）（）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主要是饿得走不动，那真是饿得走不动了。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得也不多，就给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钳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西路军不失败反他是反不下去的。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4军、9军、30军、31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八万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四五万人。”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尤太忠将军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将军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
尤太忠将军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他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他晚年阅读了大量的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
他曾经对笔者说：“讲真话吧，会得罪人；不讲真话吧，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都献出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吹的。”
有一次，他曾对一位老部下崔明礼说：“我问你，打羊山集时你是连指导员，你们在山上进入战斗时，全连有120多人，战斗下来就剩你光杆一个。你说现在要写的话，你怎么个写法，能都记到你崔明礼的名下吗？”
采访后，笔者很快就写好了一篇专访，题目《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访尤太忠将军》。按照惯例我把这篇文章送给尤太忠将军审阅，但万万没有想到，将军竟不同意发这篇稿子。6月1日，笔者收到了尤太忠将军对这篇稿子的批示，在打印稿的左上角空白处，将军用签字笔写道：
吴社长：
此稿，我坚决不同意发表。
尤太忠530
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反复望着将军的批示默默发呆，确实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事实有误，还可以修改嘛；不同意发表就不同意发表，为什么还要加两个字——“坚决”。
本来，笔者还想打电话和将军商量商量，但当拿起电话时，似乎又看到了那一双铜铃狮眼间紧紧拧起的眉头——威严而又坚决。笔者不敢违背将军的意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篇稿子都符合发表的水平和要求，但将军为什么要“坚决”枪毙它呢？后来笔者才渐渐明白，尤太忠将军不是对这篇文章不满意，而是对那段历史有他内心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那是198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向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下达了上演一部写好剧本的话剧任务。当时上面的指示是，总政拨给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2万元，不足部分广州军区自己补，演员不够可到海军借。谁都知道这个任务的政治背景和完成它的潜在政治压力，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将军竟然向军区政治部指示：“我们军区不演这个戏！”
尤太忠将军的夫人王雪晨对我说，他真是吃了豹子胆！那天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志承再次向老尤请示：“首长演不演？”老尤果断地说：“不演！”孙志承为难地说：“我们不好对总政说。”老尤说：“不好说我来说。”于是，老尤打了一个电话给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他说：“这个戏我们军区决定不演了。”
对方说：“这是xxx的指示啊！”
尤太忠将军回答：“天王老子的指示也不演！”
王雪晨回忆那段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他打电话时，我就在他身边。当时我担心极了，我悄声说：‘你这样说，非要丢官不可。’结果他对着电话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撤了我这个司令，我们也不演！’”
将军拍案，震动京华。据说此事在北京军界上层曾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元帅和将军们议论纷纭，最后还是邓小平说了话才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在将军以后的经历中投下了重重阴影。
在和尤太忠将军交往的过程中，笔者曾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为什么不愿上演这部话剧？尤太忠将军眉头拧得紧紧的，回答简单而干脆：“那是瞎编。”将军说：“1981年我在成都军区就看过根据这部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