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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树兵：树立兵戈导致战祸。］，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大酺：聚饮。即在全国范围内，纵民聚饮以庆祝。］。收天下兵［兵：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一法度衡石丈尺：即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具，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车同轨。书同文字：指车辙宽度统一规定为六尺，把战国时期各国各异的文字统一。］。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临洮：今甘肃岷县。羌中：今青海东部。北向户：应为北户，地名。一说指日南郡。］。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以诸侯为郡县：意谓把诸侯六国的土地划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田常：春秋时期齐国的权臣。六卿之臣：晋国的六个贵族，其中的韩、赵、魏三家三分晋地。无辅拂：没有（子弟）辅佐。］，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厚：优厚的待遇。游学：以所学游说诸侯。］。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主势”至此：上面的君王权势下降，下面的人结党营私。］。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黥：古代的一种刑罚，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城旦：一种苦役，戍边筑城。］。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侯生、卢生：皆为方士，曾为始皇觅灵芝仙药。］：“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持禄：保持禄位。］，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不得兼方：秦法，方士不得开具两副仙方兼试。不验：不灵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衡石量书：每天处理的公文要用秤来称。呈：限度，标准。中呈：达标。］。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韩众、徐巿：都是奉始皇之命去求仙之人。徐，也作徐福。］，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延伸阅读
韩非：君主专制政治冷静的辩护者
战国中期各国的变法活动终结了古典宗法秩序和封国政治的历史。钟情于传统的学者对变法活动的非议暂且不论，甚至主持、推动变法的君主也暗暗怀疑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对新世界的反思，还有待于传授古典王室学说的儒家及其后学来完成。
韩非是韩国公子，他曾经从学于战国末年的儒家学者荀子，并且深受荀子冷静、超然学风的熏陶。韩非后来为秦王礼聘，但是未及任用，即为其同学李斯谗害，下狱后遇害。韩非未能一展所学，他在历史上仅以君主专制政治冷静的辩护者著称。
韩非以为，新世界中和平的希望在于独一无二的暴君统治。这位暴君将独居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普遍适用的法令统治臣民，并以对官员的督导、监视消弭一切不轨企图。在暴君政治中，一切臣民，尤其是接近君主的宗室、近侍、官员都是君主潜在的敌人。为着普世的和平，君主有权采取一切举措，如钳制学者赖以非议当下政治的古典学说，以保证君主的至尊地位。
韩非的著作在古代向来声名狼藉。儒家厌恶韩非对道德、礼仪和传统的轻视，并指责韩非的论调必须为君主专制下的道德败坏和政治迫害负责。尽管儒家视韩非为敌对学派，但不可思议的是，在韩非冷酷的逻辑之后，却蕴涵着对普世和平的追求，而后者恰恰是儒家景仰不已的周代的伟业。
君主也不见得会感激韩非，因为韩非对君主制毫无敬畏之心，仅仅将其视为保证和平的工具。韩非自己陷入了一个悖论，他发现学理性的论证是暴君政治天然的敌人，而他自己恰恰是古代最冷静的智者之一。身为君主专制的鼓吹者，韩非同样深知这种政治的残酷、危险和欠缺。
儒家学派源自“殷周革命”后的周代官方学说。战国之世，王统失序。原先周王独占的最高祭祀权失落于民间，“殷周革命”的神话也渐渐受到怀疑。儒家的后学因此逐渐触及“殷周革命”等政治学说的原初史实，并以之论证当下世事。韩非以在野之身，也可以论证最高的祭祀权，这的确是战国时代独有的景象。后来的王朝重建了王朝祭祀，将最高祭祀权收归皇室，韩非学说的影响也由此减弱。
第16章 封建与郡县（）
（唐）柳宗元
导读
本文是晚唐柳宗元的封建论。
封建制大致萌芽于殷商时期，在周征服商后被大规模推行。封建制曾有效地解决了相对弱小、落后的周对商的占领和治理问题，并因此哺育了周代文明。但是随着周人与殷人、土著的融合，以及周王室的衰微，封建制在持续几百年后终于分崩离析了。
县的设置出现于春秋时期各国的边境上，国君将新征服的土地设官治理，称之为“县”，“县”通“悬”，是悬而未决、尚未分封、或孤悬于王都之外的意思。县的设置起初是一种临时性的处置，但是后来国君发现县制比分封采邑有利，这种临时性的处置因此逐渐演变为正式的行政建制。
秦兼并东方六国后，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秦帝国稳定的统治，而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是秦朝廷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秦朝廷就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在史记中记载得相对简略。比起汉代一次内容相似而重要性远不及的财政问题讨论而言，史记对此的记载就太简略了。因为秦朝廷的档案在秦末战争中损失殆尽，因此尽管司马迁是掌握朝廷档案的官方史官，也无法弥补这个损失。因此，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其过程记载得相当模糊，而史记中李斯提出的理由也远远不能让人满意，并使人怀疑最终的决策结果可能还有未曾言明的原因。因为一次决定新帝国前途的政策讨论，一定有许多高级官员参与，过程也一定复杂得多。
就秦当时的条件而言，实行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也是言之成理的。毕竟秦朝建立前宫廷斗争的残酷历史妨碍了皇室的亲密关系，也使皇帝对皇室成员的忠诚缺乏信心。而且商鞅时代以来秦政府的运行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行政经验，并且训练了称职的行政官员，这使皇帝有信心将秦已经实行的行政制度推行到一个大得多的帝国里去。所以，实行郡县制而不是封建制，只是当时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在汉代草创时，汉朝廷不得不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封建制，直到其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消亡。那时汉已经建立了运转正常的政府，训练了足够的官员。随着政治秩序的不断崩溃和重建，封建制和郡县制之间也不断转换，随之也不断发生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论。甚至在明亡以后，针对明代高度集权的政治，顾炎武重新推崇某种程度的封建政治，他认为县级官员应该世袭，以便建立与地方紧密的联系，并帮助抵御朝廷对地方往往不合时宜的过重压力。后来到清末，一些改良派人士受到顾炎武的启发，他们将后者的建议融合进了“地方自治”的要求。
天地果无初乎［初：开始，原始阶段。］？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然则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