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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黄袍加汝身：指被拥立为帝。公元960年，赵匡胤在赵普、石守信策划下，借口辽与北汉入侵，率军抵御，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部下将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拥立为帝。］，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帝从之，赏赉甚厚。庚午，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点检自是亦不复除云。
初命文臣知州事。帝惩五代藩镇强盛之弊。时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
丙戌，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帝欲使典兵，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屡谏，不听。宣已出，普复怀之请见曰：“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帝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普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帝默然，事遂中止。
延伸阅读
宋真宗改良科举
宋真宗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也是北宋第一位不是武人出身的皇帝。他在位期间与辽达成的“澶渊之盟”，一度被视为北宋姑息、偏安的肇始。宋真宗在历史上的贡献在于他改良了科举选士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以来印刷术的成熟结束了手写书籍的时代，大大降低了书籍成本。从此平民阶层也可以读写诗书，私人讲学渐渐流行。晚唐、五代的战乱摧毁了中古贵族政治，为平民跻身朝廷铺平了道路。北宋太祖、太宗皇帝武人出身，他们在位时举行的科举大多承袭唐、五代旧制，变革缓慢。儒雅好文的真宗继位后，对改良科举制颇有热情。他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建立了严密的科举选士制度。相对于旧制度而言，新的制度在选举标准上，废弃过去注重应试人“名望”、兼取荐举的传统，而改为专以应试成绩为准。在选举过程中，采取封弥姓名、誊录试卷的方式，避免选举舞弊，保证公正。此外，皇帝对先前已有的殿试更加推重，这激起了朝野上下的热情。经过宋真宗的改良，科举制由对荐举制的补充，发展为唯才是取的选举制度。改良后的科举制不仅为北宋朝廷选拔了大批官员，也激起了士民的参与热情。在朝廷、士人、平民多方的推波助澜下，科举制也从单纯选官取士的制度发展成王朝的祭典。朝廷许诺给臣民平等、公正的晋身机会，换取臣民的信任和忠诚，这种普世的帝国理想渐渐深入庶民心中。
宋真宗写过一首劝学诗，以晓畅的语言劝导士民读书向学，其中写道：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真宗依然不脱皇帝以功名利禄笼络天下人才的心态，但是在平民的理解中，科举制有着远为丰富的含义。宋人编撰的神童诗言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段文字被引入元代的通俗剧本琵琶记，在民间广为传唱，以一种温和、渐进的方式复述着陈胜、吴广曾经离经叛道式的理想。
第67章 儒宗欧阳修（）
（元）脱脱等
导读
本文选自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鉴于五代的乱局，自宋太祖始，宋初诸帝推行集权、尚文、崇儒的政治策略。宋初以来，科举选中的官员极受尊崇，这些新晋的官员既是学有所成的学者，也是奉公尽职的官僚。在朝廷的刻意扶持下，士大夫逐渐在朝廷中占据优势，士大夫及其组成的文官政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在宋初士大夫中，欧阳修的生平与仕途颇为典型。
欧阳修出身贫寒，早年以科举入仕。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时，欧阳修积极参与。这一期间，欧阳修意图革新北宋政治，撰写了大量政论。新政失败后，欧阳修一度徙官外地，后来又迁为执政大臣。“庆历新政”后北宋的政局平和，因此欧阳修晚年的政治生涯波澜不惊，更多致力于提携、奖掖晚辈的士人。
北宋士人对唐、五代以来的政治纷乱深有感触，他们将其归因于儒家政治传统的失落。欧阳修是这一复古思潮卓越的阐述者，他编撰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以总结前代的政治得失，并企图证明恢复儒家传统是长治久安的唯一希望。
恢复儒家传统的热情在欧阳修的其他政论中也有流露。“庆历新政”期间，欧阳修撰写了朋党论，以反击政敌的攻击。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宣称，为了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士大夫结党无可厚非。欧阳修不无夸张的论点暗示着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信心与热情，但是以此为起点，此后北宋儒家各派别的分道扬镳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庐陵：今江西吉安］。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
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锼刻骈偶，淟涊弗振：（文章）刻意雕琢，追求对偶，（文风）污浊不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随：随州。欧阳修的叔父曾任职于此，欧阳修随叔父到此。］，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南宫：礼部考试的别称。擢甲科：定为第一等］，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尹洙：博学有识，与欧阳修一起提倡古文］，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
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五品服［五品服：五品官服］。顾侍臣曰：“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必须诬以颛权，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唯有颛权是上之所恶，必须此说，方可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召判流内铨，时在外十一年矣。帝见其发白，问劳甚至。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奉使契丹，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尔。”
台谏论执中过恶［执中：陈执中，为相八年政绩无可称］，而执中犹迁延固位。修上疏，以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为圣德之累”。未几，执中罢。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修尝因水灾上疏曰：“陛下临御三纪，而储宫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