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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以风节自持，既数被污蔑，年六十，即连乞谢事［谢事：即请求辞官。］，帝辄优诏弗许。及守青州，又以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致仕：犹今之退休］。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穽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方贬夷陵时，无以自遣，因取旧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于是仰天叹曰：“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或问：“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政事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耳。”修幼失父，母尝谓曰：“汝父为吏，常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夫常求其生”至此：意谓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还会造成误杀，然而世间的官吏却经常寻求处死犯人的理由。］。’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修闻而服之终身。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延伸阅读
欧阳修与宋学
东汉以后，儒学日渐凋零，学风淡薄。中唐以后，韩愈等人发起古文运动，试图恢复儒学的影响，但是从者很少。至北宋初年，朝廷大兴科举，鼓励学风，儒学才开始慢慢复兴。其中，欧阳修是宋初复兴儒学的著名学者，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
欧阳修著述甚多，对后学者影响极大。他很早就开始研究儒家经典文献，开启了怀疑、考证、重新诠释古代典籍的学风，对后来者多有启发。有感于唐、五代以来的政治混乱，欧阳修模仿春秋体例编撰了新五代史，并参与编撰新唐书。两史以儒家的政治关怀，剖析、评论唐、五代的政治得失，以为将来殷鉴。除著述之外，欧阳修还积极参与“庆历新政”等政治活动，以图改良政治。期间欧阳修撰写了政治论文朋党论反驳政敌的攻击，论述士人政治运动与朝政得失的关联。
成名之后，欧阳修极力提携、奖掖晚辈学者。北宋中叶的著名学者、政治家大多曾与欧阳修交游，如苏轼、王安石等。故而欧阳修的著述和政治活动，对北宋中期的政治、思潮也有相当的影响。
蜀学派的苏轼对欧阳修推崇备至，将其列入承继孔子、孟子、韩愈道统的人物，称颂他开创了一代学风。苏轼称：
（自韩愈后）三百有余年而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苏轼之言，可谓中肯之见。由于宋学起始时本着复古的名义，一些学者认为宋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文艺复兴之于欧洲历史相似。但除此之外，宋学与当朝政治之间的关联，证明其远非纯粹的学问探求活动。
第68章 包拯决狱（）
（元）脱脱等
导读本文选自宋史卷三一六包拯传。
包拯是北宋仁宗朝的大臣，考中进士后长期担任知县、知州、知府等地方官职，被视为公正无私的官员。他刚正不阿的事迹，在稍后的司马光的笔记中留下了记录。包拯去世后不久，市集里的说书艺人就开始借包拯的名义附会、说唱。这一时期说书艺人依据的话本未曾经过文人的润饰，因而不免显得粗陋无文。
元朝统一中国后，摧毁了中国原先的帝国政治和文官秩序。蒙古人的政治、社会组织又不足以有效地治理人口众多的中原社会，故而元代吏治一直十分败坏。汉人和南人被定为次等臣民，受到蒙古贵族、汉族豪强、地方官吏、兵丁、差役多重的压榨，处境极为痛苦。在这种背景下，民众的抗议情绪以怀念前朝良吏的形式宣泄出来。在元朝中未能找到一席之地的士人，同样分享了这种痛苦。民众的抗议情绪、士人的苦痛汇集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杂剧。元杂剧中有关包拯的剧目有十一种之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陈州粜米、蝴蝶梦、鲁斋郎，剧情多与元朝的社会背景相契合。
元杂剧的繁盛过后，包拯的故事、传说渐渐转入明清的公案。时人将许多不相干的故事汇集于包拯的名下，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传说中最著名的司法官。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第归，杀而鬻之：意谓暂且回去，把牛杀了卖肉吧］。”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缘贡：借着进贡的名义。］，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寻拜监察御史里行，改监察御史。时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与拯共论之，语甚切［事情缘于张尧佐是仁宗张贵妃的伯父，以外戚的身份得到提升，故遭到反对］。又尝建言曰：“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又请重门下封驳之制［门下封驳之制：旧制，诏令如有不妥，门下省有权予以退回，谓之封驳。］，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补荫：官宦子弟直接做官］。当时诸道转运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细故，务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于是请罢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谓拯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
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改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徙陕西，又徙河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于民；又七州出赋河桥竹索，恒数十万，拯皆奏罢之。契丹聚兵近塞，边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调发军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率用牧马，请悉以赋民。”从之。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
除天章阁待制［待制：官名。唐时，五品以上官员轮值中书，门下两省，以备咨询。宋时，各殿都设待制］、知谏院。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郑公三疏［魏郑公：即魏徵］，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鉴。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凡七事；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
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尝建议无事时徙兵内地，不报［不报：没有答复］。至是，请：“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后期之忧。借曰戍兵不可遽减，请训练义勇，少给糇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不报。徙知瀛州，诸州以公钱贸易，积岁所负十余万，悉奏除之。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迁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复官，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适京师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皆审验劾奏之。
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奏曰：“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谁立？”拯曰：“臣不才备位，乞豫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也。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无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当议之。”请裁抑内侍，减节冗费，条责诸路监司，御史府得自举属官，减一岁休暇日，事皆施行。
张方平为三司使［三司使：官名］，坐买豪民产，拯劾奏罢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