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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打到哪里，铁路就抢修到哪里。以上是我们的总体战略部署。在战役和战术上，我们要求各级指挥官要充分利用先进的装备和战术，认真制定每一次战斗的计划，特别是要多考虑不利因素，做好对各种意外情况的预案，做到攻必克、守必固，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虽然谢昌云只说了半年的计划，但在座的将领都已经感觉到了其全线对日军压上的那种磅礴气势。甚至很多人连上半年都还没有开打，就已经期盼着下半年估计要进行的大决战了。
百万最精锐的大军都调往了北方，不是去决战是干什么去用呢？
只有三十一集团军和三十五集团军几个军长，因预感到自己的部队肯定无缘于北方的决战而垂头丧气。
谢昌云也不能把所有的部队都用到战场上去，东南亚、缅甸、台湾以及后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野战师和守备师来镇守，此外还有部分西南太平洋岛屿的战斗还要进行。
不过大多数的人都对谢昌云越过平津不打、而直接去打东北感到了不解。所以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这点。
谢昌云对此解释道：“我们夺取了华北大部分区域之后，华北日军必然会将兵力收缩至平津地区，估计每处不会下于几万兵力。一个文化古都、一个工业城市，炸弹和炮弹打得下去吗？没有几万人伤亡能拿得下来吗？两座孤城，让八路军用几十万人先围起来再说，早晚日军都会不战自降。我们只要城市外围的铁路能通过就行。”
担心人员伤亡过大和怕把城市打坏了这是事实，另外谢昌云是打定了主意要把北平和天津给共产党留着。
廖广泽在晚上的讨论结束回到十号院后没进自己家，而是直接来了西楼，向谢昌云问起了另一件事道：“十二集团军要打仗，可我还兼着武汉警备司令，不能两头挂着呀！你看警备司令能不能换个人？”
谢昌云道：“下一步国民政府可能要迁到武汉，你要是再继续当武汉警备司令，蒋委员长肯定心里别扭，干脆把这个职位让出来算了，这样蒋委员长估计会把重庆警备司令的职务给我们。反正国民政府在武汉也呆不长，最多也就一年多，到时候还得把武汉还给我们，我们反倒多赚了一个重庆。我准备六月份或晚一点成立一个北方第二指挥部，廖将军你打完了中原到了山东之后，这个总指挥就由你来担任，主要是负责将来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登陆作战。对日本的最后这次大战怎么也得让你参加才行。”
廖广泽笑道：“我就估计你不会把我放在武汉不动，把收复东北的功劳让蔡南那家伙一个人得了。幄奇收复了香港和台湾，豪伯打下了东南亚，东北无论如何也得留给我。”
谢昌云道：“下一步东北的作战规模会很大，将是以大装甲和摩托化集群作战为主，我也会到前面去，不过可不是和你抢功的。”
廖广泽道：“你想去没人拦得住你，有你在我还更踏实。”
四天的军事会议结束之后，众将领就都陆续返回了部队，而谢昌云又把何欣怡和情报处的负责人叫了来，布置起了对东北和朝鲜的情报工作。
之所以要叫何欣怡，是因为除了自己的情报系统之外，谢昌云还想通过共产党和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也获得一些情报，对这两方面的沟通将交由何欣怡来负责。
一月中旬，按谢昌云与马歇尔的商谈结果，中国和美国成立了东亚地面联合作战司令部，由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兼任联合作战部队司令，史迪威很快就赶到基隆就任去了。
而蔡南同时也在太原建立了北方第一指挥部，李一权、何国柱、潘文华、傅作义都兼任了副总指挥。
对军事上安排完成了之后，谢昌云便开始着手商量政务方面的事情了。不过说是政务也不确切，因为其中最关键的是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
在陈济棠家的小客厅里，邓汉祥、方鸿进三人喝着陈济棠亲手泡的功夫茶，只有谢昌云还是端着陈济棠夫人事先给他泡好的一大壶单枞自斟自酌。
按照谢昌云提出的设想，广东应在完成二分之一参议员民选的基础上，向国民政府提出解除党禁，并率先在华南几省实施。
陈济棠、邓汉祥和方鸿进一致认为，如果单是提出解除党禁，这一点倒无可非议，因为共产党和各界人士在国民参政会里也反复的在要求，但一旦在国民党不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实际行动，这就要冒着政治上与国民党和蒋介石决裂的风险了，因此一是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二是方式手段上要十分注意。
方鸿进进一步提出道：“我们虽不惧怕老蒋，但如果提出解除党禁只是为了别人，我认为大可不必这样仓促，可等别的团体这方面的呼吁形成蔓延之势，我们再与响应即可。但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建立政党，那倒可以积极进行努力。”
对自己是否建立政党，谢昌云还没有拿定主意，他的想法是考虑共产党与其他党派与国民党去争斗，自己在中间进行调和，以此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并没有想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
所以一听方鸿进提出这个问题，谢昌云便表现的有些迟疑。
邓汉祥看出了谢昌云的心思，于是就建议道：“不建立政党，就无以更好的团聚人心，就无法有力的推行自己的主张，昌云你要想使自己的那些治国方略得以落实，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来推行，而你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些方面并不完全一致，要想让他们全盘接受是不可能的，所以成立一个自己的政党很有必要，而且我们也有这个基础。不过从策略上来说你和伯公都不便公开出面，我想可以由方总参议来担当此事。”
陈济棠道：“邓先生这个办法很好。除昌云之外，我等皆为国民党员，如果国民党以党内纪律对我们强行要求，有些事我们也不好公开对立。但有了一个能在广东和华南举足轻重的政党，再通过这个政党来控制各省参议院，以顺应民意为由，我们倒可以放开手脚了。”
谢昌云道：“方总参议出面组织政党，在别人看来和伯公与我出面有何两样？”
邓汉祥道：“本质上虽然一样，但形式上还是有所不同。我们就是要用本质上的一样来获取更多的支持，用形式上的不同来回避直接的矛盾。这样既可有进有退、运用自如。”
方鸿进道：“此次广东省议员民选过后，非国民党议员肯定是要占半数以上，我们如果建立新党，这其中大半议员恐怕都会加入，还有一些国民党籍议员会退党转到这边来，我就是必须的一个。拥护我们的主张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广东多年一直与老蒋格格不入，而且大家都厌倦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急盼能改变这一局面，所以新党的建立肯定是顺乎民心。在广东先搞起来，下一步江西、福建和广西的参议员选举则可以政党为代表，这样才能真正控制这几省并向其他地方发展。特别是广西，只要这种办法才能真正瓦解桂系原有体系，我估计白健生和黄旭初也巴不得以此来撇开李德龄。”
邓汉祥道：“根据昌云所说的罗斯福的态度，我估计蒋介石不敢因为这事公开与我们翻脸，最多只是加以防范，或是在一定区域对我们的新党加以限制，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江西、福建、广西、台湾、绥远、察哈尔、山东和湘南他是完全控制不了，新疆、河南、湖南、湖北也只能控制一部分，张治中、陈诚、薛岳不会在这方面与我们对立，肯定会有折中，另外云南的龙云、西北的三马也会是见风使舵，蒋介石号令的范围十分有限，最后不得不做出退让。至于共产党方面，昌云你多做一些沟通，多了一个能制约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共产党应该是很愿意看到的。”
谢昌云道：“那么时机上如何选择？”
邓汉祥道：“我认为可以稍缓一下，一方面是要做一些准备，另一方面应该趁这次武汉军事会议，力促蒋介石尽快迁都，等国民政府离开了重庆，我们再开始动作，这样就可把四川甚至贵州掌握在手中。”
谢昌云道：“伯公，这样一来，你我可能就要成为众矢之的了！”
陈济棠道：“我们有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新政，有一系列对日作战的战绩，有可以自成一体的强大经济，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谢昌云道：“但你们都应该知道我的本意，我是绝不赞同中国再陷入分裂的，我只希望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使得国共两党能够坐在一起，使中国能够统一和强大起来。”
陈济棠道：“内战我是坚决不打。只要我们不想打内战，别人想打也打不起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家坐在一起谈。”
谢昌云道：“伯公，我的意思是我们并不是要追求权力的大小，而是要以促进国家的和平和统一，对此宁可做出一些个人的牺牲。”
陈济棠道：“昌云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个人绝不追求掌握国家权力，没有你就没有广东和四战区的今天，我还是那个态度，今后一切仍以你的意见为准。”
谢昌云道：“既然伯公有这个表态，我同意组建新党。建党经费从华南的商家中募集，我让南华公司和振华公司先各办一百万过来。不过方总参议，你这个战区总参议今后就当不成了，今后我们要向军队不参加党派过渡，最晚到抗战结束，我们管辖的所有在职军人都必须退出国民党，以后凡有想参加政治活动的，必须首先申请退役，包括我也在内。”
方鸿进道：“我这个总参议本来就是个虚职，当不当没什么舍不得的。”
陈济棠弹了弹自己的上将领章笑道：“我这个牌牌还不知能戴多长时间？昌云你什么党都不是，倒比我们省了一道手续。”
这件大事确定之后，还有社会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