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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于蒙古、新疆,均得自由移住;且一切贸易,都不收税。
俄人于科布多、哈密、古城三处,设立领事。
伊犁、塔尔巴哈台、库伦、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科布多、哈密、张家口等处,俄国亦有设立领事馆之权;俄国人,有购地建屋之权。
而且同时声明:“中国傥不全数承认,便要取自由行动。”二月初十,居然提出最后通牒,以二十八日为最后的期限。这时候,中国的舆论,颇为激昂。报纸上有许多筹划同俄国人开战的话。然而自然是“徒为壮语”。到二十七日,政府就不得已,全数承认了。
这种无理的要求的提出,固然由于这时候的俄国政府,以侵略为怀;又欺清朝政府软弱,乐得虚声恫喝。取得权利;然而其中也有个原因。原来清朝对于蒙古,是取封锁政策的,不准汉人移殖的,见上节。无如蒙古王公,大多数不能理财。穷得不得了,便把土地向汉商抵借款项。这件事,本是违犯清朝禁令的。俄人却看作清朝政府,藉此取得蒙古的土地。曾有俄人著书说:“中国政府,用这种政策,六七十年后,全蒙古的土地,都要到汉人手里了。”其实清朝政府,哪有如此远大的计划。俄人却疑心生暗鬼,便也取同样的手段,借款给蒙古人。这都是庚子以后的事情。光宣之间,给中国政府发觉了。不免大吃一惊。忙代蒙人把债还了,土地赎回。俄国人虽然无可如何,却总想“限制中国人经营蒙古,而自己却在蒙古取得广大的权利”。所以有这一项要求的提出,和后来趁蒙古人宣布独立,和他结约,限制中国人派兵殖民的举动。其实清朝政府,脑筋里哪曾有过殖民两个字。而且满清政府,还是禁止汉民移殖的。其结果,联蒙制汉的计划,依然并无效果。却把满蒙空虚着,“慢藏诲盗”,以致引强敌侵进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封锁”、“猜防”的罪恶,这可以算做“明效大验”了。——关于库伦独立,和西藏达赖背叛的事情,因为方便上,搁到下一篇里再叙;还有两件交涉上较为重要的事情,却附带叙在这里。
其(一)是英国占据片马。英国从占据缅甸之后,一八九四和一八九七两年,两次和中国订立《滇缅界约》。然仅划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南的境界;自此以北,《约》中规定,俟将来再行核定。一九○五年,迤西道和英国驻腾越的领事,曾经会勘一次。依然没有结果。而片马一地,系从缅甸通西藏、四川的要路;滇越铁路,傥然取道于此,尤觉平坦。英国就突然于一九一○年十二月,派兵驻扎。中国和他交涉,英国人总说并无占据之意,然而始终延不撤兵。这件事情,如今正在交涉,还没结束。
其(二)是关于中葡澳门划界的事情。欧洲人和中国通商,以葡萄牙人为最早。当明朝中叶时候,葡萄牙人所出入的口岸甚多,然而其人颇有暴行,以致到处被中国人斥逐。到嘉靖三十六年,才纳贿于广东官吏,求租现在的澳门半岛,为晒晾船货和屯积货物的地方。官吏贪贿,允许了他。然而因人民与葡人冲突,以致酿成事端,也是官吏所惧的。到万历元年,就想出一个法子来,就澳门半岛狭处,筑造围墙,限制葡人,出入必由此路,当时原是防闲管理的意思。然而围墙以外,中国人就不啻置诸不问了。然而这时候,葡人还按年缴纳租金。直到五口通商以后,中国国威坠地,葡人就并租金而不纳了。光绪年间,总署因广东贩运烟土的人,多藉澳门为护符而漏税,要想取得缉私之权,竟不惜断送澳门,以为交换。一八八七年,派税务司金登干到葡京,和葡人商订条约,豫立节略四条,其中第二条:中国许葡萄牙人永远居住管理澳门。第三条:非得中国允许,葡萄牙人不得将澳门转让他国。不多时,总署和葡国全权,在北京订立《中葡条约》五十四条。对于豫立节略中的这两条,彼此均无异议。并订明:“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条。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然而其后“会订界址,特立专条”的事情,始终未能办成。而葡萄牙人却屡次越界侵占。一九○八年,日本船二辰丸,密载军火,在澳门附近的海面,为中国捕获。葡人竟声言该处并非中国领海(后来由中国军舰,向二辰丸谢罪;并赔偿损失,收买其军火)。于是澳门画界的事情,中国更觉得其切要。一九一○年,中国派云南交涉使高而谦,葡国派海军提督玛喀多,在香港会商,相持不决。后来把交涉移到北京。适值葡国革命,事又中止。这件事情,就到如今仍为悬案。而去年(一九二二年)五月,又有澳门葡兵,凌侮中国的人,以致中葡冲突,葡兵大杀华人的事情。
以上所述,都不过关系大局的事;其余小小不幸的交涉,还不知凡几。国权丧失愈多,国势危险愈甚,民心的愤激,也日甚一日,这也是胜清颠覆的一个大原因。而铁路借款一事,竟直接做了亡清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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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章 清朝的末运()
中国人民的反对清朝,可以说有两种思想。
(一)民族思想:汉人的民族思想,古代较为淡薄的。所谓“月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排斥异族,只因为其文化程度较低之故。然民族思想,古虽然淡薄,究竟不能绝无。而从赵宋以来,屡次受异族的蹂躏,所谓有激而成,民族的思想,转觉比以前浓厚了些。宋朝人讲《春秋》,把“尊王攘夷”算作根本的大义,就是其证据。清朝的政治,比元朝为清明,而其歧视汉族,实在较元朝为盛。(譬如康、雍、乾三朝,极惨酷的文字狱,就是元朝所没有的)。明末一班志士,抱“故国之思”、“遗民之痛”的,实在大有其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事虽无成,而恢复之念,实在未尝或忘。所以酝酿到后来,到底有曾静运动岳钟琪之举。又前清时代,遍布各处的会党,相传都有明末的遗民,参加组织,以图恢复之举的,其说也未为无因。其事既为志士一致的怀抱,这种精神,自然容易传播到后来。乾隆中叶以后,看似这种思想,业已消亡,实则不过一时潜伏,根子还在里头,有触即发的。
(二)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由来很久。中国人看着皇帝,本来当他是公仆,好就承认他,不好就可以把他赶掉;这种道理,差不多是人人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限制君权以成立宪,或除去君主而成共和,则不曾想得到办法罢了。一旦和西洋人接触,看到他的政治组织,合于中国人固有理想的,自然易于激动。
因此故,庚子以后,立宪革命两种思想就大盛。——立宪论是专在政治方面着想,要想保存君主的;革命论也有专就政治方面着想,主张推翻君主的;又有兼抱民族主义,要想推翻清朝的。
清朝人自然是赞成立宪的,但是其初,还没有爽爽快快就答应人民立宪,直到日俄之战,俄国败了;于是“日以立宪而强,俄以专制而败”的议论大盛,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一九○五年六月,所派都是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人。走到车站上,给革命党吴樾,放了一个炸弹,折回。旋改派李盛铎、尚其亨代徐世昌、绍英前往。考察的结果,一致赞成立宪。当时各疆臣中,也多主张立宪的,于是一九○六年七月,下诏豫备立宪,以改革官制为入手办法。一九○八年八月,又下诏,定豫备立宪的期限为九年。
以中国人民本思想蓄积之久,一朝觉悟,原不是区区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的。况且清朝也并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却又不是一味专制,硬和人民反对;不过是毫无实力,既不能强,又不能弱;看舆论倾向在哪一面,就把些不彻底的办法,来敷衍搪塞罢了)。而从戊戌以后,所行的政治,又事事足以激起人民的反对,庚子以后,更其急转直下。孝钦、德宗死后,朝廷一方面,并“似有若无的中心”而亦失掉;所以爆发得更快。
德宗崩于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孝钦下诏:以载沣之子溥仪,承嗣穆宗,兼祧德宗。载沣为摄政王,监国。明日,孝钦也死了(这件事,是否真是如此?抑或实系孝钦先死?现在却无从断定)。当戊戌变法的时候,德宗颇有收回大权之意。以其事谋之于袁世凯。袁世凯知道事不能成,以密谋告荣禄。于是有孝钦幽囚德宗,推翻新政之举。所以德宗一面的人,和袁世凯原是势不相容的。但是这时候的朝廷,并无实力,并没有尽翻戊戌之案的能力,只把个袁世凯罢掉(连党禁都没有开)。但是清朝从咸同以后,实已名存实亡。全国的势力,移于湘淮军手里,后来湘军既废,淮军独存,内政外交的重心,就聚集于李鸿章身上。再后来,淮军又渐变为练军。练军之中,鼎鼎有名的,便是一个袁世凯。而淮军系中,也并没有什么杰出的人。勉强求一个可以传授李鸿章的衣钵的,也还是袁世凯。所以袁世凯在当时,颇足以代表几分“清朝从咸同以后靠以支持的”那种势力。这种势力,固然也是过去的势力,终究不能倚仗他的。袁世凯对于清朝,可以算是怀挟异志的人,清朝要想靠他,也未必始终靠得着。然而骤然把他去掉了,反任一班昏聩无知的亲贵出来胡闹,就更下了一道催命符了。
清朝末年,鉴于革命论的昌炽,歧视汉族之心,自然也是有的。但是亲贵专权的大原因,究竟还在这一班亲贵愚昧无知上头,不自知其毫无实力,而还想把持朝权。载沣本是个昏聩糊涂的人。摄政以后,他的兄弟载洵、载涛,都颇喜揽权。人民上书请速开国会,不听。再三请愿,才许把九年的期限,改为五年。而请愿代表,都遭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