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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风气，也是到魏晋以后才盛的，便是崇尚文学。两汉时代，固然也有许多文学家。然而这时候，看了文学，不过一技一能，究竟还是以朴学为重。到魏文帝，就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种思想，全然是两汉人没有的。这是由于（一）两汉人的学问，太觉头巾气，缺乏美感，枯寂了的反动。（二）则魏晋人的哲学，所铸造成的人生观。总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一派。总觉得灰心绝望。然而人的希望，究竟不能尽绝的。“爱惜羽毛”的人，就要希望“没世不可知之名”。隋朝的李谔说：“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递相师祖，浇漓愈扇。……”也可以见得这种风气的由来，和其降而益甚的情形了。因有这种风气，所以唐朝的取士，就偏重进士一科。也因为有科举制度，替他维持，所以这种风气，愈不容易改变。
文学的内容，从南北朝到唐，也经过一次变迁。从东汉到梁陈，文学日趋于绮靡，这是人人知道的。这种风气，走到极端，就又起了反动。隋文帝已经禁臣下的章奏，不得多用浮词；唐兴以后，就有一班人，务为古文，至韩、柳而大盛。就开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学。曾国潘《湖南文征序》：“自东汉至隋，……大抵义不单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能革举世骈体之风。……宋兴既久，欧阳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民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康雍之间，风会略同。”这几句话，说自汉至清初，文学变迁的大概，颇为简明。总而言之：古文之学，是导源唐初。大成于韩、柳等一班人，到北宋才大盛的。《旧唐书·韩愈传》：“大历、负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新唐书·文苑传序》：“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为一代法。……”——韩公的“辟佛”，对于以前的学术宗教界，也要算一个反动。且留待讲宋代学术时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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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门阀的兴废（）
从南北朝到唐，其间还有一大变，便是门阀阶级的破除。三代以前的社会，原是一种阶级制。看第一篇第九章第三节，便可以知道。春秋战国之际，虽说经过一次大变迁，毕竟这种阶级制的余波，是不能扫除净尽的。读史的人，都说九品中正之制，弄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然而做中正官的人，并不曾全操选举之权。不过朝廷要用人时，把他所品评的等第，来复核复核罢了。选举之权，毕竟还在州郡手里。郡国选举之制，不是魏晋以后才有的。以前虽没有九品中正之制，难道郡国选举，都是十分公正，不带一点阶级臭味的么？梁武帝时，沈约上疏，说：“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庠序棋布，传经授受，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可见汉朝的选举，自比魏晋以后公平；然而说毫无阶级臭味，是决办不到的。这是决不然的。不过不像魏晋南北朝这种盛法罢了。两晋南北朝时候，门阀阶级之严，是由于（一）有九品中正之制，替他维持。（二）则这时候，五胡乱华，汉人和胡人，血统上不免混淆。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标门第，以自矜异。（三）则当晋室渡江之初，文明的重心，还在北方；北方的大族，初南迁的时候，也还有高自位置的思想；以后就成了一种风气。所谓大族，必须要标明了一个“郡望”，以明其本出何郡，就是魏晋以前，阶级制度并没有消除尽净的证据。倘使你在本籍，本没有特异于人之处，迁徙之后，又何必要特标出一个郡望来呢？这种阶级制度，是到唐中叶以后，才渐次破坏，经过于五代，然后消除净尽的。破坏这种制度的力量，要算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最大。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郡国选举的时代，无论你怎样公正，无论怎样的注重于才德，这郡国所“荐举”或“拔擢试用”的人，总不得真正到社会的下层阶级里去找——固然也有例外的，然而总是例外。直到郡国选举的制度，变做了投牒自举。这时候，形式上固然还说是乡贡，然而既凭考试，这乡贡便是有名无实的话。被举的人（举人）和举他的人（州郡），其间才不发生关系。——无论什么人，向州郡投牒自列，州郡就不能不考试他；考试合格了，便不能不举他。把全国的人，都聚到京城里去考试，和他的本乡，相离得很远；考试防弊的制度，又一天严密似一天；在唐朝，还没有“糊名”、“易书”、“禁怀挟”等种种制度。考官还得以采取誉望；就和士子交通，也不干禁例的。但是从唐到清，考试的制度，是一天天往严密的一条路上走的；这是考试制度的进化。应考的人，和考他的人，也再不得发生关系。这样，全国的寒畯，才真和有特权的阶级，立于平等竞争的地位。所以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实在有破除阶级的大功，不可湮没的。向来读史的人，都说投牒自举，是个最坏的制度。其意，不过说这是“干进无耻”。其实不然。参与政治，是国民的一种义务，不单是权利。有服官的能力，因而被选举，因而服官，这是国民应享的权利，也就是国民应尽的义务。郡国选举和征辟……的时代，有了才德，固然可以被选举，被征辟的。傥使人家不来选你，征你，辟你，便如何？若在隋唐以后，便可以怀牒自列。所以唐以后的科举制，是给与国民以一种重大的公权。——实际上应试的人，志愿如何，另是一说。从法理上论，这一层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两晋南北朝时候的阶级制度，是怎样？我且引近人钱塘夏氏的一段话如下：
……其时士庶之见，深入人心，若天经地义然。今所见于史传者，事实甚显。大抵其时士庶，不得通婚。故司马休之之数宋武曰：裕以庶孽，与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实由威逼。指宋少帝为公子时，尚晋恭帝女事言。沈约之弹王源琅邪临沂人。曰：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此风勿翦，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可以见其界之严矣。其有不幸而通婚者，则为士族之玷。如杨佳期弘农丛阴人。自以杨震之后，门户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殉者，琅邪临沂人。犹恚恨。而时人以其过江晚，婚宦失类，每排抑之。然庶族之求俪于士族者，则仍不已；不必其通婚也，一起在动作之微，亦以偕偶士族为荣幸；而终不能得。如纪僧真丹阳建康人。尝启齐武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敩字叔文，济阳考城人。谢字义洁，陈郡夏阳人。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命左右；移吾林，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其有幸而得者，则以为毕生之庆，如王敬则晋陵南沙人。与王俭字仲宝琅邪临沂人。同拜开府仪同，曰：我南州小吏，侥幸得与王卫军同拜三公，夫复何恨？甚至以极凶狡之夫，乘百战之势，亦不能力求。如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曰：王谢高门非偶，当朱张以下访之。积此诸端观之，当时士庶界限，可以想见。……此皆南朝之例，若夫北朝，则其例更严。南朝之望族，曰琅琊王氏，陈国谢氏。北朝之望族，曰范阳卢氏、蒙阳郑氏、清河博陵二崔氏。南北朝著姓不仅此，此乃其尤者耳。南朝之望族，皆与皇族联姻。其皇族，如彭城之刘、兰陵之二萧、吴兴之陈，不必本属清门。惟既为天子，则望族即与联姻，亦不为耻。王谢二家之在南朝，女为皇后，男尚公主，其事殆数十见也。而北朝大姓，则与皇室联姻者绝少。案魏朝共二十五后，汉人居十一，而无一士族焉。……此殆由种族之观念而成。……隋文之独孤皇后，唐太之长孙皇后，皆鲜卑人也；而斛律明月称“公主满家”，则皆渤海高氏之女，皆可为此事之证。……
这种习尚，唐初还很盛。唐太宗定《氏族志》，颁行天下。而《李义府传》说：“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然房玄龄、魏徵、李，仍往求婚，故望不减。”可见这事，竟非政治势力所能干涉。又《杜羔传》说：“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可见中叶以后，尚有此风。然而科举制度既兴，寒门致身显贵，毕竟较以前为容易。加以物质上的欲望，总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到唐朝以后，士族贪庶族之富，而和他结婚的，就渐渐加多。再加以五代的丧乱，士族失其位置，庶族致身富贵。又丧乱之际，人民播迁，谱牒失考，因而庶族冒充士族的，也日渐加多。从宋以后，这种阶级，又渐归于平夷了。
到贵贱阶级破坏的时候，社会上好利之风，就必然日盛。唐朝时候，是这种门阀制度，行将灭亡，仅保惰力的时候。所以唐朝士大夫好利之风，实在较南北朝为甚。《文献通考》卷二十七引江陵项氏的话：
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