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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赢之资，取倍称之息；偶或小稔，责偿愈急；税调未毕，资储罄然；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尚有可生之路耳”。见《宋史·食货志》。这种状况，真是言者伤心，闻者酸鼻了。还有一件，宋朝的税额虽轻，而税目和征收的方法，都很不佳良；所以国家收入虽少，人民的负担，并不见轻。参看下篇第五章第五六节。又有一种苛酷不堪役法，简直是绝掉人民的生机，社会的经济状况，就更不堪设想了。原来所谓“力役”，就是唐朝租庸调制里的所谓“庸”，“庸钱”既已并入两税，就不该再有所谓力役。然而从唐朝中叶以后，还是要按“人户等第”差充的。赋税无论重轻，总还有个数目；数目过大，表面上总还有些说不出来。这种差役的苦累，却是因办公事而赔贴，法律上无告诉。宋时差役的名目，是衙前，——主官物；里长、正、户长，——督课赋税；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承苻、人力、手力、散从，——以供驱使；而衙前，里长，最为苦累，往往倾家不能给。所谓人户的等第，是以丁口的多寡，和资产的厚薄定的。于是百姓弄得不敢多种一亩田，多栽一株桑，也有自残以免役的，也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是惨无人道。以上所说的话，还不过述得一个大略：若要仔细说起来，还有许多的情形。读者请自取《宋史》的《食货志》看一遍。总而言之：宋朝的百姓，是苦极不堪的。所以从澶渊议和以后，除掉陕西一隅，因西夏造反，连兵五六年外，此外并没有什么大干戈；而且朝廷也并没行什么害民的事情；然而海内的景象，已觉得憔悴不堪；财政上很觉得竭蹶，而察看民力，租税的负担，业已至于“不可复加”的限度。要想设法改革，一切弊窦，都是积重如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要想治理真觉得无可下手。惟其如此，我们读史的人，真不能不佩服神宗和王荆公的热心和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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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6章 王荆公的变法（）
然而变法的结果，不过弄得党争更甚，所创的法，也不过供给后来奢侈的君主、贪欲的宰臣，聚敛和妄作妄为之用。岂不可叹。王荆公是我国有数的政治家，怕也是世界有数的政治家。他一生的事迹，本书因限于篇幅，不能备详。近人新会梁氏，著有《王荆公传》一书，很为可看。读者诸君，务必取来细读一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种伟大人物的精神和人格，是不可以不天天“心向往之”的。讲史学的人，总说历史有裨于修养，我说历史的有裨于修养，无过于看王荆公这一种人物的传记了。
神宗的用王荆公做宰相，事在一○六九年。到一○七四年六月，罢相。明年二月，再入相。又一年多而罢。继其后的，是韩绛、吕惠卿等。终神宗之世，行荆公的法不曾变。
当王荆公的时候，宋朝所亟待整理的，是财政与军政。然而荆公的眼光，不是专注于一时的。所以他的财政政策，大致在于宽恤人民，培养社会的富力；至于兵政，则想变募兵为民兵；还于这种眼前的急务以外，特注意于培养人才，而改良学校和选举。这是荆公内政上的政策。
荆公所创设的财政机关，是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初令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光辞以不能。乃罢裁减局，但下三司共析。荆公执政后，才创设这个机关。创设之后，对于支出一方面，则把一岁的用度，和郊祀大计，都“编著定式”。所裁省的冗费，计有十分之四。其余一切积极的政策，也都是从此议行的。
荆公对于民政上的设施，最紧要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是陕西转运使李参所行。当春天播种时，叫百姓自己揣度，种田之后，能有多少赢余，官就酌量借钱给他，以做种田的资本；到谷熟后还官。荆公把这个法子，推行到诸路。用常平广惠仓的钱谷做本钱。常平仓是汉朝耿寿昌所创的法子。丰收之年，仓里储蓄了米，到荒年发出来平粜；使岁有丰歉，而谷价常得其平；不至于荒年则吃米的人受累，丰年则种田的人吃亏。所以谓之常平。历代仿办的很多，也有就唤做常平仓的，也有另立广惠……名目的。但是常平二宇，总算做这种仓的总名。南宋后，又有一种社仓，则用意与常平同，而办法小异。可参考《文献通考》的《市籴考》。这是所以救济富人盘剥重利之弊的。“免役法”是改“差役”为“雇役”，令“乡户”各按等第，翰“免役钱”。本来无役的人家，出“助役钱”。其“额”，是按一县所须的数目均摊。又额外增取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以备水旱。官用此钱，募人充役，不再“签差”。其整理赋税，最为根本的，是“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之地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委佐官分地计量。于每一方地的角上，立了一根木头，以作标识。测量既毕，则经界已正；然后察看其土性的高下，以定赋税。当时反对青苗的人，其理由是：（一）官放钱取息；（二）取息二分太重；（三）州县以多借出为功，不免押借；（四）有钱的人，不愿借，无钱的人，借了不容易还；银钱入手，良民不免浪费，何况无赖之徒？追收起来，州县就不免多事；（五）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一）、（二）两说，都不足论（取息二分，较之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轻得多了）。（三）、（四）、（五）都是奉行不善之弊，不能怪到法的本身。青苗一事，读史的人，大都以为诟病。然而所谓害民的话，都出在反对党的口里。此外，在“反对荆公的《宋史》”里，竟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可见当时奉行就是不善，也没有多大的弊病。反对雇役的理由是：（一）向来差役，固有因此破家的，也有全然不役的下户；现在一概要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则否。不知负担本该均平；况且免役钱亦视乡户等第，以定多少，并非是不论贫富，概令出同一的钱；还有向来无役的户，也出助役钱；如何得便于上户，不便下户？（二）户口升降失实。不知差役也要分别人户等第的。户口的升降，和役法的为差为雇无关。此外理由尚多，更不值得一驳。总而言之，荆公所行的法，以免役为最完全合理。所以后来辗转变迁，而其法卒不能废。——差役之法，卒不能复。新会梁氏说：“直至今日，人民不复知有徭役之苦，即语其名，亦往往不能解。……公之此举，……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实非虚言。青苗原非完全合理之法，然在当时，确亦为救济贫民之一法。方田则荆公时推行不曾甚广。后来徽宗时候，虽然继续进行，恐怕有名无实。此外还有“市易”、“均输”等法，也是关于经济的行政，以其推行也不甚广，而本书篇幅有限，所以从略。读者可自取《宋史·食货志》参考。
关于军事，则首先着手于裁兵，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降为民。《宋史》上不曾明言其所裁之数，只说“所裁减者甚众”。《通考》同。其次则改掉从前番戍之制，置将统兵，分驻各路。其置将之数，河北十七，府畿七，京东九，京西四，都延九，泾原十，环庆八，秦凤五，熙河九，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各一。荆湖北路一，南路二，福建路一，广南东路一，西路二，共九十二将。又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士军两指挥，与将并行。一将一指挥的兵数，史无可考；但知忠果十指挥，额各五百人；东南诸将的兵，有在三千人以下的。又行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保有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都保正，副。户有二丁的，以其一为保丁。保丁中每日轮派五人备盗。后来才教保长以武艺，教他去转教保丁。荆公是主张民兵制度的。和反对党辩论的话，具见《宋史·兵志》。还有他上仁宗的书，也畅论此理，可以参看。当时还有“保马”之法，由官给民马，令其豢养，而免其租税的一部。又特置“军器监”，以改良军器，本书因限于篇幅，也只得从略。
关于教育选举的改革，见下篇第五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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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 神宗的武功（）
神宗、荆公，所想膺惩的是辽、夏。但这两件事，都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于是先为伐夏的准备，而有恢复河湟之举。
唐宣宗时，虽然恢复河湟；然占据其他的蕃族，仍旧不少。大者数千家，小者数十百家，为一“族”，各有首领。内属的谓之“熟户”，不内属的谓之“生户”。其初，凉州的潘罗支，和青唐的唃厮罗，都能和西夏相抗。后来潘罗支之兄弟斯铎督，为元昊所并。唃厮罗死后，也国分为三。潘罗支杀李继迁，已见前。不久，被蕃族附继迁的所杀。潘罗支，宋朝本曾授以朔方节度的名号，及是，遂以授其弟厮铎督。元昊复取西凉府，厮铎督和中国，就音信不通，想是给他征服了。唃厮罗初居宗哥城（在凉州西南五百里）后徙邈川（在如今西宁县的东南），又徙青唐（如今的西宁）。始终和元昊相抗。唃厮罗死后，第三子董毡嗣，遂据河北之地。长子瞎毡，别据河州（如今甘肃的导柯县），次子磨毡角据宗哥城。一○七○年，建昌军司理王韶，诣阙上平戎三策。说欲取西夏，要先复河湟。荆公颇善其言，用韶为洮河安抚使。于是王韶先克复武胜，建为熙州。如今甘肃的狄道县。旋破木征，取河州。以次降岷、如今甘肃的岷县。洮、如今甘肃的临泽县。宕、在岷县西南。叠，在临潭之南。开辟熙河一路。董毡传子阿里骨，至孙瞎征，部落自相睽贰。哲宗元符二年（一○九八年），王赡因之，取邈川，青唐。置邈川为湟州，青唐为鄯州。旋因蕃族反叛，弃之。徽宗崇宁三年（一一○四年），王厚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