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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指挥司，谓之三衙，所以事权能够统一。南渡以后，立御前五军的名目：以杨沂中所带的为中军，张俊所带为前军，韩世忠所带为后军，岳飞所带为左军，刘光世所带为右军。刘光世的兵叛降齐后，以四川吴玠的兵升补。当时除杨沂中的兵，常居中宿卫。四川因路途太远，本不想中央集权外，韩、岳、张的兵，号为三宣抚司者，最为统一之梗。三人兵柄既解，才改其名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凡御前军，都是直隶朝廷的，不归三司节制。于是在事实上，御前军又变成前此的禁军，禁军又变成前此的厢军了。韩、岳、张、吴四人的兵，也谓之四大屯兵，其数共三十万。南渡以后的财政，颇为所困。
契丹的兵，共有五种：便是
（一）御帐亲军。太祖征伐四方时，皇后述律氏居守。选四方的精锐，置属珊军二十万。太宗又置皮室军三十万。以后每帝皆有宫卫，所以御帐亲军，无须增置。
（二）宫卫军。见第一节。
（三）大首领部族军。亲王大臣的私甲。
（四）部族军。
（五）五京乡丁。
（六）属国军。
乡丁是辽国的耕稼之民，战斗时不靠他做主力。属国是不直接属辽治理的；有事时虽可遣使征兵，而助兵多少，各从其便；也不能靠他做正式的军队。然则辽国正式的军队，就只有部族军。御帐亲军和宫卫军，是部族军属于君主的。大首领部族军，是部族军属于亲王大臣的。其所属不同，而其实际，则和普通的部族军无以异。所以《辽史》说：“各安旧风，狃习劳事。……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实为之爪牙云。”
女真初起时，部落极为寡弱。其时诸部之民，壮者皆兵。部长谓之孛堇。有警，则下令于本部，及诸部的孛堇征兵。诸部的孛堇，当战时，兵少的称为谋克，兵多的称为猛安。猛安谋克的兵，初无定数。太祖二年，始定以三百人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金初兵数甚少，太祖起兵后，诸部来归的，皆授以猛安谋克，即辽汉之民亦然。其意盖欲多得他部族的人，以为助力。此为金兵制的一变。熙宗以后，罢汉人渤海人承袭猛安谋克，专以兵柄归其本族。此为金兵制的又一变。
移剌窝斡叛后，把契丹的猛安谋克废掉，将其人分属于女真的猛安谋克。海陵迁都，把许多猛安谋克，都迁徙到中都和山东河间。这一班人，就不能勤事生产，而从前尚武的风气，又日已消亡。已见第二章第四节。宣宗南迁以后，尽把这一班人，驱之渡河。括了河南的民田，给他们耕种。而且把他们的家属，都安放在京城里。几年之后，到底养不活他们，只得又放他们出去。以致军心愈乱，士气更为颓丧。而他们得到田的，也都不能种，白白的荒废了民业。金朝兵力的强，也见第二章第四节。但是南迁之后，不过几十年，就大变了面目。贞祐三年，刘炳上书说：“往岁屡战屡衄，率皆自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卫，委疲懦以临陈。陈势稍动，望尘先奔，士卒从而大溃。”这种情形，竟和宋朝南渡时候无异。又《侯挚传》，上章言九事，说：“从来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则这种腐败情形，竟就是当初极精强的猛安谋克。至于签汉人为兵，则刘祁说：金之兵制，最坏的就在乎此。他说：“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女真兵既不可用；要借助于汉人，又是如此；金朝的天下，就终不能维持了。
元朝的兵制，最初只有蒙古军，和探马赤军。蒙古军是本部族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人。入中原以后，发民为兵，是为汉军。平宋之后，所得的兵，谓之新附军。其辽东的军，契丹军，女真军，高丽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则都只守卫本地，不调至他方。《元史》说：“盖乡兵也。”其成兵之法：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幼稍长，又籍之，曰渐丁军。”这是行举国皆兵之制，人民服兵役的年限极长。其平中原后的用汉军，则或以贫富为甲乙，户出一人的为“独军户”。合二三户而出一人，则以一户为“正军户”，余为“贴军户”。或以男丁论，常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户论，二十户出一卒。其富商大贾，则又取一人，谓之“余丁军”。都是一时之制。当时又取匠为兵，曰“匠军”。取诸侯将校的子弟充军，谓之“质子军”。——蒙语曰“秃鲁华军”。天下既定，就把曾经当过兵的人，另定兵籍。凡在籍的人，服兵役的义务，都有一定的规定。贫不能服兵役的，把几户并做一户，谓之“合并”。极穷的，老而无子的，除其籍。“绝户”另用百姓补足。其募兵，则谓之答剌罕军。又有以技名的，则为炮军，弩军，水手军。元朝的兵籍，是不许汉人看的。就枢密院中，也只有一两个长官，晓得实数。所以元朝的兵数，无人晓得。
其带兵的官，初时是“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的为万户，千夫的为千户，百夫的为百户。宿卫之士曰“怯薛歹”，以四怯薛领之。都是功臣的子孙，世袭。世祖定官制，于中央设前后左右中五卫，各置亲军都指挥使，以总宿卫。但累朝仍各有怯薛。以致到后来，怯薛之数滋多，赏赐钞币，动以亿万计，颇为财政之累。五卫是仿汉制，设之以备官。四怯薛则系蒙古旧制。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皆总之于枢密院，有征伐则设行枢密院。事已则废。
元朝镇戍之制，与当时的政治，颇有关系。《元史》说：
世祖混一海宇，始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皆世祖与二三大臣所谋也。李毡叛，分军民为二而异其属。后平江南，军官始兼民职。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三百户亦然。至元十五年，十一月，令军民各异所属如初。
国制，镇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长军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蠹有司政事。
据此看来，可见得元朝的治中国，全是一种用兵力高压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总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元史》说：“承平既久，将骄卒惰，军政不修。而天下之势，遂至于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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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 刑制（）
宋朝的制度，是一切因唐之旧；至于事实不适，则随时改变；但是新的虽然添出来，旧的在名义上仍没有废掉。始终没统观全局，定出一种条理系统的法子来。官制是如此，法律也是如此。
唐朝的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宋朝也一切沿用。其有不合的，则随时加以“损益”。但是总有新发生的事情，非损益旧律，所能有济的。则又别承认一种“敕”，和“所沿用的唐朝的律令格式”，有同一的效力。——“敕”和“律令格式”冲突的地方，自然要舍“律令格式”而从“敕”。其实就是以“命令”或“单行法”，“补充”或者“更改”旧时的法律。而所谓“敕”者，亦时时加以编纂，谓之“编敕”。又有一司的敕，一路的敕，一州一县的敕，则是但行于一地方的。到神宗时就径“改其目”曰敕令格式。当时神宗所下的界说，是：
禁于未然之谓敕。
禁于已然之谓令。
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
使彼效之之谓式。
自此以后，迄于南宋，都遵行这一种制度。南宋以后的敕令格式，绍兴，乾道，淳熙，庆元，淳祐，共改定过五次。其余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敕，时有损益，不可胜记。宋朝的法律，似乎太偏于软性些。
契丹的法律，是定于兴宗时候的，谓之《新定条制》。《辽史》说：系“纂录太祖以来法令，参以古制”而成。刑有杖、徒、流、死四种。按《辽史》：“太祖神册六年，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治以律令。”“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圣宗统和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则兴宗的新定条制，仍是汉人和契丹诸夷异治的（《辽史》又说：圣宗时，“先是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至是等科之。”则其中又有不平等的地方）。到道宗清宁六年，才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渐有向于平等的趋势。契丹的用法，本来是失之于严的。到圣宗时，才渐趋于宽平。但是到天祚时，仍有“投崖”、“炮掷”、“钉割”、“脔杀”、“分尸五京”、“取心以献”等种种非刑。这是由于契丹文化太浅之故。所以《辽史》说：“虽由天祚救患无策，流为残忍。亦由祖宗有以启之也。”
女真的旧俗，是“刑赎并行”。《金史》说：“轻罪笞以柳葼。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赀，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赏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太宗时，才“稍用辽宋法”。熙宗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乃诏其民。“所用刑法，皆从律文。”皇统间，“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以辽宋之法，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