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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那些岁月，宪政共和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从主持《民立报》到组织国民党，他从论坛到政坛大显身手，所向披靡，他是新一代的新人物，受到举世的注目，他要把中国带入一个洒满阳光的共和时代，他身上有一种阳光般的因子，他是透明的政治人物，用的是阳光手段，他的宪政理想诚然不是中国古老传统中固有的，他的『性』格放在民族的政治史上也是罕有的，你可以说他天真，不够世故，为自己考虑得太少，对自身的生命安全毫无顾忌等。然而，这正是那个龙旗落地的时代的特征。他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迅速成长起来，生吞活剥地大量学习西方宪政成果、制度文明知识。这是龚自珍、魏源们无法想象的，也是陈三立、康有为们在戊戌年想不到的。魏源在他的书中赞美了英、美的政制，只是对相隔遥远的异邦政治文明的一种朦胧、模糊的向往，宋教仁脑子中的宪政蓝图却是清晰的，民国初生，时代的浪『潮』终于把年轻的他推到风险莫测的浪尖上。宋教仁横遭暗杀，宪政民主的曙光在民国的天空一闪即逝，依然是长夜难明的赤县天。南高峰上松涛依旧，而他1913年初春在杭州的演讲已成人间的绝唱。
维新梦破了，君主立宪梦破了，民主宪政梦也破了，在失败的浩歌中，我们看到了古老文明在制度层面转型的艰难。
第11章 “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 （1）（）
——汤寿潜与晚清立宪运动
上距戊戌变法不足10年，又有立宪运动勃兴。在享有全国声望的立宪派领袖中，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和浙江争路权、办铁路而受到普遍敬重的汤寿潜以“张、汤”并称。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过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由军机处主持，以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的议院这个思路本身仍是超前的。《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基本成熟，后来他的办铁路、参与立宪运动，都可从这里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待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龢召见他，二人促膝长谈一番，翁在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在私下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是他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初次议论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他应张謇的邀请，到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之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利、议院的权利、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利作了区分，对大臣责任、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已有三权分立的初步认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在《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的突破，下启1906年成立立宪团体，直接推进立宪的行动。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这是一个肥缺，他竟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相信“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写作《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得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自从留日学生出版的《浙江『潮』》上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以后，“维新派”一词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汤寿潜的作用不可忽略。从那时以来，他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廷走上立宪之路。
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寿潜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一方面写信给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及其他达官显贵。6月，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鸿禨转呈了一个说帖。9月，汤又通过章梫接连带两封信给瞿，第一封信鼓动瞿挺身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如果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即使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有“一笔两用之策”，可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恳切希望瞿以一片愚公、精卫之心，“独为其难”。瞿为之心动。当时深受慈禧信任的瞿鸿禨，其态度直接影响慈禧的决策。他不断地写信给瞿推动此事，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有瞿鸿禨这样的军机重臣受到立宪派的影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发生了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1906年7月，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一回到上海，张謇、汤寿潜等就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在这一年，汤寿潜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只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到处奔走相告，认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有人甚至喜极而泪下。“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的就是当时普遍的心声。预备立宪诏书在全国许多省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商界、学界、报界，纷纷开会庆祝。这一切完全都是自发的，不是官方组织的。在晚清经济发展中成长起来的自治组织和新兴的学校、报纸，成为宪政最坚定的支持力量。
汤寿潜写信给瞿鸿禨：“以五千年相延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他内心的欣喜毕『露』无遗。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专制暗夜中生活了多少个世代，真的以为清朝要踏上宪政轨道了，从此可以过上平等的人的日子了。不能嘲笑他们的愿望是天真的、可怜的，谁又能想到这一切都只是空头的许诺，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1906年的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设立了专门机构——编制馆，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中央体制的改革，实际上的改动幅度很有限，仅以满、汉之分来说，改革以前，各重要部门大臣都是满、汉各半，改革以后名义上说满汉不分，实际上11个部的13名大臣、尚书中，满族占了7人，蒙古族1人，汉族只有5人，反而不如改制前。立宪派由此感到失望。
中央体制大致上确立以后，当年11月5日厘定官制大臣通电各省疆吏，提出改革地方体制的方案，计划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级，各设议事会，由人民选举议员，公议应办之事，设立董事会，由人民选举会员辅助地方官，办理议事会议决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