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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在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在码头含泪而别。
第14章 宋教仁登南高峰 （2）（）
宋教仁从来都不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在同盟会领导层中他是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6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每次讨论这些问题，只有他能“本末悉举”，大家都很服气。在这方面他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教仁在回国前夕说过：“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评点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1911年12月1日）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还有一句：“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他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黄兴。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
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挚友于右任于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们柔媚的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记住了这一时刻：1913年3月20日，3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和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包括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学生都在班上传观他被刺的照片印本。当时只有11岁，在常州冠英高等小学读书的程沧波回忆，国文教员给他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就是《祭宋渔父先生》。多年以后他还觉得老师真荒唐，怎么叫小学生作祭文，他根本无法体会老师那一刻内心的怆痛。
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流连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的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苏曼殊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富有个『性』的痕迹。
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