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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在他们身上已有公民意识的萌芽，在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之外，他们在紧贴地面的生活实践中确立了群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单一的权力舞台，他们选择了社会而不是庙堂，不再陷在主角之争的泥潭中，挣扎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古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带来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们通过知识获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无论是实业报国、科学报国、新闻报国，还是教育报国，报国的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角『色』，做一块文明的基石。我在西子湖头写下的这本书，就敬献给他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英）卡尔·波普尔，郑一明、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英）卡尔·波普，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英）h·g·韦尔斯，曼叶平、李敏译，《世界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龚自珍与魏源，一个生在杭州，一个葬在杭州，毫无疑问，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然而他们一生的命运、全部的遭遇足以证明，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已处于无可救『药』的末世，龚自珍称之为“衰世”，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古老民族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是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挑战，一个陌生、全新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并没有惊惶失措，龚自珍主张“自改革”，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内心无比焦灼、忧虑，姿态却是镇定而从容的。他们位不居庙堂，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可他们目光远大，心怀天下，与同时代出类拔萃的大臣林则徐辈相比，他们更为超前，更不必说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达官贵人、公卿大臣。龚自珍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预感到地层下的山呼海啸，魏源以老迈之身直接看到了鸦片战争的一幕。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龚自珍、魏源，还可以包括编撰《瀛寰志略》的徐继畲等人，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隐忧，要到19世纪末，也就是过了近60年后，经历甲午战败的惨痛挫折，才真正引起举国上下读书人的震动，逐渐将告别“衰世”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此前大家都还在老办法中打转，在什么都貌似“盛世”的“衰世”中混日子。换句话说，在龚、魏谢世半个世纪后，告别“衰世”的努力才真正开始，或者说找到了方向感。在此之前，朝廷内外还沉浸在削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的梦幻中，王朝仿佛出现了一种回光返照，洋务运动虽然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落实，然而只停留在表面的器物这一层，在制度、观念层面的认识上，掌握权柄的人们和醉心于八股的人们完全是一片空白，压根还没明白西方在“长技”背后，支撑着“长技”的那种制度文明。近代文明转型的进程至少耽误、延缓了半个多世纪。
第3章 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1）（）
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青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这些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尽管他还想象不出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没有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没有预见新文明的模样，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尽头，他要为不死不活、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出的衰迈文明画一个句号。
青年梁启超说，19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龚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对时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题时的举重若轻，他的敏锐，他的风流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使他穿越了那个时代花团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质上的糜烂、平庸和无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尽管歌声里依然弥漫着农业文明的气息，这是他无法超脱的宿命。但他郑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别“衰世”和“自改革”等至为重要的题目。如何告别？如何改革？他还来不及思考。在这一点上，和他同时代的魏源（只比他小2岁，但活到了1857年）向前跨了一步，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最先知的见解，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乃至维新运动。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上奏皇帝，将《海国图志》“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也就是希望清廷将这本书当作救国良方。22岁的康有为对西方发生兴趣，就是从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这些书开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林则徐译西报、魏源编《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龚自珍和魏源，确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波，虽未构成一个澎湃的浪『潮』，却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使中国人第一次对世界有了新的、较为全面的认识，传统的“天下观”打破了，中国居世界中心的虚妄感幻灭了。近代的帷幕就是由这两个科场不得志的读书人揭开的。他们有限的思想资源，电光火石，尽管照不亮幽暗的专制长空，却留下了极为可贵的火种。
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开一代风气，隔代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戊戌一代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影响了更晚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还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诗词，而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启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举国上下醉生梦死，又有几个人像青年龚自珍那样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有几个人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他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从龚自珍到苏曼殊，承接他们前面纳兰容若的词和黄仲则的诗，一样敏感地呼吸到了末世的空气，一个庞大的专制王朝呼啦啦即将倒塌，所以，他们唱出的乃是末世的挽歌。1816年，龚自珍只有25岁，他的文章议论放在整个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却足以光芒四『射』。康有为推许龚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轻的谭嗣同对龚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千年暗室，龚、魏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龚自珍有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后50多年，果然发生了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被邻邦小国击败，举国震惊，由此引发维新变法的热『潮』。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他的先人随宋室南渡，先到余姚，再迁杭州，到他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400年，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句。龚家至少从六世祖起，世代为官，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乡时他曾写下“马坡巷外立斜阳”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龚自珍儿时熟悉的地方。在他童年时，月朗星稀的春夜，梳着双丫髻、穿着淡黄衫的他，在西湖六桥凭阑吹笛，唱起苏东坡的《洞仙歌》，观者无不惊讶，有人还写出了《湖楼吹笛图》记其事。那时他不过十来岁。1812年，他21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传达出幽怨的气质。箫、剑是他一生的爱物，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他抒情的中心词之一，之后不断出现在他的诗词中，成为他传达内心世界的一个精神道具。
1814年春天，年仅23岁的他就经历了丧妻之痛，他把亡妻的灵柩归葬于西湖茅家埠。春夏之交，他泛舟湖上，忆及前年和妻子同游情景，伤怀不已，用相同的词牌写下《湘月·湖云如梦》。他的诗词总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忧患，即使是想传达内心的豪情，也总是与隐痛、不平纠缠在一起。“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萧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词中伸手可摘，随处可见。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挽歌声而来的。1792年，当他出生之时，盛世实际上已开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旱情尤其严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潜伏着末世的因子，繁华如同泡沫，一个以农业文明支撑起来、盛极一时的皇权专制时代，隐隐可以听到挽歌声。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远来的英国使节到达北京，傲慢无知、诗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