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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怀于心。1932年3月，他得知胡适等人要在北平办《独立评论》，制造言论，以图改革政治，闻之欣然，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说：“吾辈决不想与国民（党）争权，也不想推翻其天下，但不能不责其必须改过。”他从军政、财政、民政、实业、交通、教育等方面列数国民党的不是，“如此现象，成何国家？”他很看重《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这样的言论努力，1937年2月12日，他还写信给胡适，“《独立评论》至今未曾复版，痛恨无已。”
1932年4月4日，他与黄炎培等30人致电国民党当局，拒绝参加洛阳“国难会议”，要求国民党改革，实行宪政。1933年5月13日，他从杭州回到上海，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建筑公路鄙人认为毫无知识，不顾民力之建设，极不赞成。去岁在庐山曾为蒋君介石痛切言之。”同年9月，他在庐山见到蒋介石，当时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多方责难，屡有“开天窗”之事发生，他希望蒋能允许“开禁”，蒋答应调查。
1937年7月初，上海《大公报》报道涉及官场腐败的纱布投机案，并发表义正词严的评论，5日他写信给《大公报》，表示“钦佩无极”，对全无心肝的贪官把持政局深表愤慨，认为被挖出的小人物吴盛不过一“窃钩之徒”，背后一定有人，他希望“为民喉舌，责无旁贷”的《大公报》能继续揭破事实真相。此信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公开发表。10日，《大公报》刊出胡适7月8日的来信：“张先生是七十一岁的老翁，他对于国事还如此热心，真可以使我们年轻人惭愧，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公民模范。”当月，蔡元培在读了他给《大公报》的信后，也在《杂记》中写道：“此老久不干涉政治问题，近渐渐热心。苏州法院审沈钧儒七人案，张君特赴苏旁听，亦其一端。商务近印其所著《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亦其热情所寄也。”这一时期他亲手编写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大公报》发表的《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等都显示出他深重的忧患意识。
1947年，上海学『潮』澎湃，国民党当局逮捕许多大学生，他与唐文治、陈叔通等十老上书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要求释放学生。1948年6月，他再次和唐文治联名写信给吴国桢，为上海交大学生执言。
张元济是新旧转型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许多旧时读书人的优良品格：不为威武所屈，不为功名利禄所动，有一种天然流『露』的浩然之气。这样的气节今天很难看到了。1920年6月10日，他发现花红名单上自己的名下有“另加三千元”条，马上约商务创办人之一鲍咸昌谈话，“吾辈在此决非专为钱计，去年已将我三人改为一律，今岁自不应再加，请将所加三千元即行勾去。”鲍说这是高凤池的意见，一定要他接受这次加红，才能将薪水照办（指他的薪水从350元减为200元），而他坚持要求划去加红，薪水则接受董事会规定。
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在《我的父亲张元济》中回忆，父亲常戏称自己是制订规章制度的“专家”。商务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是他亲笔起草、亲手创建的。他总是身体力行，严以律己，事事处处以自己的行为替商务立下严格的规矩：“凡是公司业务的需要宴请，总在杏花楼、小有天、多一处等餐馆举行，费用由公司支付。”如是私请，都是在家进行，费用自理，公私泾渭分明。曾在商务出过书的周越然回忆，商务的账务很严格，对作者的版税毫不作伪，毫不推宕。遭遇“一二八”劫难，商务停业几个月，他以为版税无着了。哪知商务一复业，不到一个月就将此前没有结清的版税1700多元送到他家。他感慨：“商务之诚实可靠，商务之顾全信用，真可令人佩服！”
1916、1917年间，张元济因体弱请假，要求停减薪水（他1917年2月10日的日记中说，写信要求这个月起领半薪），董事会还是照常支付，他拒绝接受，商务就把钱存在一个单独的账户上，归于他的名下，到1925年12月止，本息共有银币5158。14元。他坚决不受，全部捐赠给商务扶助同人子女教育基金委员会。
1926年9月，在他退休前夕，他只愿按照普通同人定额接受退休金，不愿董事会从优对待，所以一再议而不决。他的见解是，自己今日多得一钱，同人他日就少得一钱，自己在公司20多年，受薪不薄，略有积蓄，足以自给，如果商务一定要在普通定额外多给他分毫，他就要缴还公司。
商务最初是由一批基督教徒创办的，但张元济认为这毕竟是商业机构，而不是宗教机构，用人进退方面一向都不问是否信基督教，“公司之于人材，不问其教与不教，只问其宜与不宜耳。”
他公正无私，目标只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早在1922年他就因坚持原则，与鲍咸昌发生冲突（因为鲍的儿子在印刷所），9月10日他在给鲍的信中恳切指出：
弟近来主张公司重要职员子弟不宜入公司，宜在外就事养成资格一节，亦无非为公司大局起见。……吾兄手创商务印书馆，勤劳已二十五年，弟亦追随二十年，致今日有此成绩。吾兄极爱公司，弟亦不敢不爱公司，故于公司利害有关之事，不能不言。（今日王莲溪兄来言，亦反对弟之主张。谓鲍某某儿子可以进来，我的儿子亦要进来，凡重要职员的儿子都可以进来，云云。弟即告以人人都有儿子，都要进公司，恐不成话。并驳其为争权利之见。莲兄点头许我。）
第27章 “昌明教育平生愿” （3）（）
当然，长期以来商务几个创办人都是尊重张元济的意见（包括后来王云五的意见）。
1926年5月18日，张元济辞去商务监事时，指出：“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后来，他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来，有意到商务服务，他明确拒绝：“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向儿子分析了进商务的三不利：一是对你不利，你若进商务，必然会有人甚至一帮人吹捧你，你就会失去刻苦锻炼的机会，浮在上面，领取高薪，岂不毁你一生。二是对他自己不利。父子同在一处工作，他就要受到牵制，尤其在人事安排上很难主持公道，讲话无力。三是对公司不利。你进公司，将会开一极为恶劣的风气，必然有人要求援例。人人都有儿子，大家都把儿子塞进来，这还像什么样企业。他最后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张树年从来没有在商务工作过。
1935年6月，张元济在写给王云五、李拔可等人信中说，当10年前他退居二线之时，本想安度余年，不料大局岌岌可危，不得不继续竭尽全力，“一二八”以后，目睹王云五他们为复兴商务而辛劳『操』心，他更不忍心旁观。“区区之愿，倘能假我数年，弟终当常为公司办事，但终不能受公司一钱。以此报诸君，并以此报身殉公司之故人，亦即以报始终信我之股东也。”
1937年抗战爆发，商务面临又一次重大考验，他已垂垂老矣，退而不休也有10多年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终于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商务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8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有私交，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1937年他的日记中还提及与汪的交往，但一旦汪与日本人合作，他就坚决不再与汪有任何来往，汪托人送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图章上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的，立马断然拒绝，退回支票。
如果说在张元济的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开创了中国近代的出版业，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则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石。商务与北大在他们手里还有过很好的合作，他们曾亲手签定过一份《北京大学月刊》的出版合同，时在1919年2月26日，他们俩分别代表商务和北大签字，北大为著作人，商务为发行人。合同第五条规定，“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照实用之数，于年终报告著作人。”第八条规定，“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但著作人保有版权，适用编译会条件。”第九条规定，“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于年终后，由发行人寄交著作人。”
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共同研究学术的机关，要坚守“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收之主义”，这是世界大学的通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也正是发行《北京大学月刊》的初衷。这份出版合同，由他们两人签字，代表了一南一北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教育机构的一次携手。根据当时的预算，月刊销路二千册大约可以保本，合同明确规定如果发行不到二千册，就由商务承担亏损，而一旦赢利，却由双方共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