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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查封。包天笑回忆，邵飘萍曾亲口对他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他办《京报》时也给上海《时报》《申报》发电讯，但上海的各大报那时“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1920年安福系垮台，他才返回北京，9月17日恢复《京报》。1923年11月24日，在80多家报纸、通讯社记者参加发起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大会上，他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2月7日，他在《京报》发表《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一文，慨然指出北京的报纸、通讯社虽多，“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居少数。”
自从1911年献身报业以来，邵飘萍饱经“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等人间苦痛，他当然不是白璧无瑕，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比如他日常生活讲究排场，客厅陈设豪华，连香烟都是特制的（上有“振青”字样），出入乘小汽车，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这其中有跑新闻的工作需要）。他出手豪阔，一掷千金，这样的开支单靠办报所得难以应付，所以接受军阀、权贵“馈赠”是不能避免的。有史料表明，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邵飘萍的《京报》和林白水的《社会日报》都属于“超等者”的6家，每月可得津贴至少300元。（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6页）当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邵飘萍与段派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给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已记不清了。”（《李思浩生前谈从政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不过他拿了钱照样不买账，这是军阀最不能容忍的。
当时在北京办《世界晚报》《大同晚报》的龚德柏在回忆录中说：邵飘萍办《京报》，“段祺瑞当权时，因敲诈未遂，攻击『政府』，被段把京报封闭，并通缉邵飘萍……段派倒台，……恢复京报。平日无钱不要。冯玉祥、阎锡山，对于新闻记者，号称一『毛』不拔。但邵飘萍却有方法向他们要钱，公然如愿以偿。”
1924年3月底，顾维钧任外交部长，王正廷以“中俄交涉督办”的名义与俄国加拉罕办理中俄复交问题，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布条约草案，顾不承认。
“京报大骂顾维钧。顾维钧派人与邵飘萍交涉，一次给人五千元，并将邵每月所得外交部津贴六百元，增加至一千元。次日京报即一百八十度转变论调，由攻击顾维钧，改变攻击王正廷，使世人大为惊奇……
在段祺瑞时代，与京报复刊之后短期间，邵对于报纸，尚属努力，故该报时有特别消息与社论，尚为世人所注意。其后堕落日甚一日，除抽鸦片烟外，嫖赌玩乐，无所不来，故用度日大，要钱更厉害……
他曾屡次向奉天军阀张作霖要钱，均获如意。十四年冬郭松龄倒张作霖之戈，邵又受郭之金钱，大骂张作霖。张派人向他说，我们屡次帮你的忙，你为什么那样反对我们。他回答：你们是帮邵飘萍的，现在攻击你们的是京报，不是邵飘萍。张作霖听了此话，非常生气，遂决意必杀邵飘萍而后已。”（《龚德柏回忆录》上册，107—108页）
张学良接见北京报界营救邵飘萍的13个代表时说：“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但此事难以挽回。张作霖宣布邵飘萍的罪状是“宣传赤化”，胡政之发表的悼文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直呼“大冤”。龚德柏回忆自己在《大同晚报》上曾发表这样的社论：“奉方之愚不可及。你们以为宣传赤化是大罪，而不知反而成全邵飘萍，使他成了名人。邵飘萍这样的人，应该列举他敲诈不遂，挑拨政『潮』之种种事实，归结起来，判他一百个死刑，执行一个死刑，使他永世不能翻身才对。宣布他赤化，那才是愚蠢哩”。当天下午，他在中央公园遇见从前在国务院招待新闻记者、深知邵飘萍的人说：“在奉军下，一文不给他，他非穷死不可，何必枪毙。枪毙反是他的造化。”（同上，152页）张学良面对北京报界代表的再三恳请，也曾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转引散木书，34—35页）
龚德柏说：“邵飘萍、林白水这两个人，是鼎鼎大名被枪毙的新闻记者。有些不知道内容的人，还崇拜他们，以为他们为言论自由而死，而不知他们是为金钱而死。”（《龚德柏回忆录》上册，110页）
这种说法诚然不能完全采信。作为邵飘萍的朋友，胡政之在1926年5月9日的《国闻周报》写下《哀飘萍》，其中说：“飘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采访新闻，实具天才。”同时，他也不回避飘萍的缺点：“飘萍自视不同寻常，故居恒开罪于同业之机会甚多。……要其人行止不检，醉心虚荣，学养不纯，定识缺乏，以过人之聪明，居万恶之社会，『操』危险之职业，营逾分之生活，罹危致死，不外乎此。吾人为报界惜此奇才，又甚愿同业取为殷鉴，勿轻与人共恩怨，更勿忘俭以养廉之古训也。”（《胡政之文集》下册，1130、1130—1131页）
邵飘萍之死终究是以身殉报，为言论自由而死，胡政之称之为民国十五年来“中国新闻界空前之惨事”。
1912年3月14日，邵飘萍曾在《汉民日报》撰文：“春气渐暖，柳芽桃蕊争媚湖山，又来雪影几痕，便添出好诗无数，但雪中鸿雁，嗷嗷无声，吾辈快活，他们越苦，言念及此，不禁为之凄然。”4月10日，袁世凯的代表张某来杭，他在时评中感叹：“若曰苏堤垂柳，大好湖山。张先生所见之而欣然慰者，正吾人对之而凄然欲涕者耳。呜呼！”他执笔之时在意的总是民生忧患、制度健全。他常念叨“阳光一缕，抵得万句共和”。如何使新生的民国变得名副其实，这是他十五年报业生涯中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我写下此文时，西湖边梅花已谢，桃花、玉兰花开得正盛，登临吴山或孤山，漫步西湖，面对同样的“苏堤垂柳，大好湖山”，人们想起的大概多是苏小小，是古往今来文采风流的文人墨客，是奢靡显赫、享尽人间荣华的帝王将相，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能想起新闻史上曾光焰万丈的邵飘萍？
主要参考书目：
1。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李思浩生前谈从政始末》，《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合订本。
4。散木，《『乱』世飘萍》，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5。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龚德柏著，《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
7。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39章 “纸头敌不过弹头” （1）（）
1901年，20出头的松江秀才史量才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西湖畔金沙港的杭州蚕学馆（浙江理工大学前身）求学。这是杭州太守林启创办的一所新式职业学堂，1898年春天在关帝庙旧址上开学，与求是书院、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并称为四大新式学堂，史量才有幸成为第二届学生。1903年秋天，他在蚕学馆毕业，与30亩弥满绿意的桑园依依告别。少年量才在西湖呼吸到新学的空气，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杭州成为他人生的新起点，他在西湖留下了自己年轻瘦削的身影。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人会料到，他以后将踏上一条陌生的新闻报国之路，更没想到杭州的青山将是他的埋骨之所，西子湖畔还会留下一处“秋水山庄”，让后人空对着昔日琴声笑语的庭院，重温他当年留下的诗句：“案上横琴温旧课，卷帘人对牡丹开。”
史量才最初的理想是教育救国，有志于办学，1902年他从杭州放寒假回家，就在家乡江苏松江泗泾镇倡议办一个新式小学堂。虽然困难重重，但在他的热情奔走下，“私立养正初级学堂”居然诞生了，其时杭州有一家“养正书塾”（今天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毕业后，他先到上海王氏育才学堂担任理化教员，1904年就赤手空拳开创了“上海女子蚕桑学校”，因为经费匮乏，他继续在其他学校兼课。辛亥革命前，他在被誉为“知识阶级宠儿”的《时报》做兼职编辑，然后又做了专职编辑，开始接触近代报业。他曾热心参与一波接一波的立宪运动、保路运动等，1905年，张謇、黄炎培等名流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他成为其中的骨干。《时报》的“息楼”那时几乎是个上海新闻界、教育界、商界精英高谈阔论的中心，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他就是座上客之一。青年史量才这个时候开始初『露』头角，显示出实际的才干，受到状元实业家、江南立宪派领袖张謇等人的赏识，“量才”的名字还是张謇给他改的。他和陈英士等革命党人也有来往，上海独立后他一度受命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
史量才生命中最大的变化发生在1912年秋天。9月23日，在张謇、赵凤昌等人的支持下，他以12万元的代价，从席子眉、席子佩兄弟手里买下老牌报纸《申报》，10月20日正式办理移交，他出任《申报》总理。英商创办于1872年、已有40年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