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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翟骸�1936年，他甫一上任，第一次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时，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避免学生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
为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经常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爱好的学科。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说：“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1946年7月25日，在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大学组织法》时，他主张加入通才教育，最终没有通过，他在日记中深感遗憾。
二是他一向认定“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也就是力主独立办学，超越党派纷争之外，他公开提出“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有一次他调阅三青团浙大区团部档案，亲眼看到他们给上司的报告中三次提及浙大的“环境不适于青年团”。1938年、1939年，他几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到1940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国立大学校长。1940年8月，他不顾压力，聘请不是国民党党员的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教育部规定这一职务必须党员才能担任。
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付过党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的会议。国民党强硬势力攻击浙大是“共匪之租界”，其实竺可桢一样不赞同学生“左”倾，他在日记中多次说，“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信仰可以自由，但不能作政党之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1947年6月17日，他出国半年一回来面对的又是汹涌的学『潮』，他批评学生自治会所出的《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务会议上说得明白：“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
1948年2月14日，他当面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12月13日下午，他亲自去看浙江校园里学生自办的“费巩壁报”，其中有赞美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他感叹说：“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
1949年5月，他离开浙大后，浙大校园的壁报上还在批评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岁月轮回，这对他是褒还是贬呢？
三是他自始认定“教授是大学的灵魂”。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大学应以教授为重。”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浙大学生谢觉民追忆，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意思是他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他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但竺可桢照样请无党派的费巩当训导长，并在费巩出事后全力营救。）
1948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浙大教授有4人，仅次于北大、清华。曾在浙大任教的生物学家谈家桢一再推崇近代中国办大学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竺可桢就感到这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构”干的，深为费巩的『性』命担忧，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之间，尽了一切可能尽的力。他的日记中有关费巩的记载至少有78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多年难以释怀。不仅费巩，他对其他教师也是如此，外文系教授张君川、讲师冯斐等都是受到他的保护才幸免牢狱之苦。在竺可桢13年大学校长生涯中，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先后病故，他都关怀备至，对他们的遗属尽心照顾。
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最后几个月，他几乎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政要之门。1月29日是他在浙大的最后一个春节，校园内，“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他本人忧心忡忡，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发愁。
教授治校是他13年来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浙大校风就是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1945年9月17日，他在演讲《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时说：“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教授治校主要体现在全体教员每年一次选举教授代表，可以连选连任，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也未中断，竺可桢日记记下了选举的详细情况。
四是他相信学生，力主学生自治。“爱校如家，爱生如子”，是浙大学生对他的评价。40年代末浙大史地系毕业的女生王来棣80岁时回忆起老校长，“在我的脑子里，他同学生的关系像父亲一样”，“可敬”、“尊重”。他的老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曾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无论学『潮』如何汹涌，他都坚定地认为“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1月5日日记）。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51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面指责“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认为浙大处理学『潮』过宽，开除的学生太少。他坦然回答：“学校处理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分学生系优良子弟。学校须以德服人。目前要点在于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每次国民党当局要他开除学生，他总是从爱护学生的立场出发，从不考虑政治立场，他对陈布雷说过：“年轻人欲批评亦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雀也。”
1947年5月25日，他远在美国旧金山，从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之中，在日记中写下“真使人焦急”5个字。后来他对1947年4月到1948年4月的罢课作过统计：“共罢课55天，其中例假1天，星期日6天。”一年中罢课的时间竟达8星期之多，也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他虽理解青年学生“多不满现状”，“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他认为时时罢课，学业损失太大，他更不赞成“以罢课作为要挟的一种工具”。他希望大学教育能让每个学生养成“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这样才能不被“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不被“一时的情感所冲动”，不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
每次学生被捕他总要去狱中看望，每次学生开庭他都要到庭听审。滕维藻、潘家苏、王蕙、邵全声、吴大信、李雅卿等学生（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都曾遭国民党当局拘捕，在他的奔走营救下，才得以重获自由并完成学业，他不问他们的政治信仰甚至党派情况。对于营救无效、不幸遇难的学生何友谅、于子三，他引为终生遗憾，他是罕有的一个会为学生下泪的大学校长。
他主张教授治校的同时，也主张学生自治，学生“应当在自治会里练习服务人类、大公无私、为大众谋福利的精神”（1940年12月2日日记）。但他并不一味认同、纵容学生自治会的行为，对学生墙报激进的反『政府』倾向，他一再苦口婆心地提出劝告和批评。当11月27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密电要他解散浙大学生自治会时，他在行政会议上只是决定劝学生复课，只字不提解散自治会一事。
浙大的成功靠的就是竺可桢坚守的这些信条，同样不能忽略的还有他的身体力行，公私分明的自律，包括一些很不起眼的细节。当年杭州庆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