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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基督徒，她是曾国藩的女儿，后来她在83岁那年造访燕京大学，回到杭州，还给他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17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料想，这个当年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73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40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83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15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3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杭州、北京、南京，看看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他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临去时的南京中山陵……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他生命的颠峰状态，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60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莱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的一位朋友说司徒雷登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很同意这个判断。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国籍的2人，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起他不止10次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在美国募捐到大约250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6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20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占到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第49章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2）（）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燕京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说白了，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出燕京的传承与创新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为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燕京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宗教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等人，文学系更是名家济济，有周作人、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课，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司徒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在他心里，“中国化”并不排斥“国际化”，作为教会大学，燕京校园里弥漫的却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宗教的氛围，比如与世界许多大学都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比如男女同校授课等。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各取所长，融会中西，这就是司徒平常所说的“燕大精神”。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独特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大学成了北中国一个小小的自由“孤岛”，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堡垒，在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的背后，如果没有司徒强有力的支持，燕园这个堡垒决不可能支撑4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30多个学生被捕。在身陷囚牢的3年8个月中，他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因此赢得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一校训植根深远，成为衡量每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影响至大。在他看来，学生才是学校的主体。
20世纪末，两位耄耋之年、相见恨晚的老人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谈及各自母校的校训。1998年3月4日，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李慎之先生在信中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年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束星北等），长期研究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史，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说：
“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
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
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相隔多少年后，燕京学子唱起当年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常常禁不住哽咽。这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所在，是教育在人心中播下的种子。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从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他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来到杭州，当地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有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接着，他到耶稣弄堂看了故居，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逾古稀的他走进他出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回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